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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高兴事儿（第1页）

我遇到的高兴事儿

一、我的俄语没有白学

1950年，高校全国招生，在别人的指导下，我报考了南京大学俄语专业，并被录取。当时，攻读俄语专业的学生很多。但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俄语干部的需求量逐渐减少，大量俄语专业的学生也跟着转换专业。不少人后悔跟风，耽误了青春年华。我是一个幸运者，我是没有转换专业的俄语干部之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转换专业，组织上也从未表示过让我转换专业，更没有硬性规定动员我转换专业。除了大约有一年时间调去做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外，我一直从事俄语工作。虽然有的工作不显眼，但工作本来就不是为了显眼，所以我做得很安心，很用心，也很快乐。我自得其乐。1998年1月，作者在泰国

领导对我是重视的。上大学四年级时，一些同学其中包括我，就被系里分别派到全校各系担任俄语培训班的教学工作。翻译课老师也很喜欢我的翻译课作业，将其张贴在教室里供同学们参阅。讲读课老师、系主任在讲解课文时，顺口向同学们说：“大家要向叶芳来学习！”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工作不到一年，有关领导与苏联专家或校领导商谈工作时，有时也把我带去，有时还让我作为主要发言人。有一次，有关领导对我说，准备提拔我为翻译教研组俄译汉组副组长。在郑州大学工作期间，我担任过多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校专聘编外编辑、外语系俄语理论和翻译教研室主任。二、我的篮球没有白打

我打篮球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的，当时我十一岁。我跟着表哥到凰岗读书，附近没有多少好玩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朋友，篮球对我来说是新鲜玩意儿，所以课余爱打篮球就很自然了。没想到一发不可收，这一打就打到了八十岁，就是现在有时还想去投投篮呢。不过那时毕竟小，哪一方面都是打基础，锻炼身体，培养兴趣。

考上鄱阳中学以后，打比赛的机会少了，因为僧多粥少轮不到我。站在球场上，年龄作者是郑州大学多届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小，个子不高，谁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可怜兮兮的。除上体育课外，像我这样的只有捡球的份儿。不过，我还是积极争取参加比赛，哪怕是打半场比赛。有时人家缺角儿让我凑数，也满心欢喜；有时宁可推迟吃晚饭的时间，也舍不得离开；有时因天晚篮筐都快看不见了，还不愿离去。此外，看到高年级同学（他们是高中部同学，篮球打得很好）激烈地打比赛，觉得很过瘾。这就是每一个运动爱好者被吸引到运动场上来的原因吧。

读初二、初三的时候，我继续在球场上锻炼着身体，操练着本领，积累着经验，同时也享受着快乐。这两年中，我虽然年龄仍很小，个子也不高，但我身体好，力气大，跳得高，投得准，打比赛时同学们都愿意和我分在一队，班际和校际比赛也经常胜出，我已成为当时全校的小球星。许多同学主动跟我交朋友，围着我转，在一起打球、闲谈，享受着纯真的友谊，过得很愉快。

读高中一年级时，有一天下午，高一篮球队和高三篮球队（其中有数名校队队员）进行友谊比赛。结果高一篮球队获胜。比赛之中和比赛之后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高一年级的同学高兴那是当然的，高三年级的同学闷声不响或发几句牢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天晚上高三同学纠集一伙人到高一宿舍把我和另一位同学打得不轻，就未免太出格了。打人的策划者和凶手无事生非，挟嫌报复，原以为可以拔出他们的眼中钉，摧毁新生力量的成长，殊不知适得其反，他们遭到广大同学的唾弃，而我则得到同情，受到称赞，有的甚至称我为英雄，我也因此在全校闻名。此后，我并没有被武力所慑服，我一如既往地锻炼身体，享受快乐。

我还参加过江西省运动会，身份是鄱阳县篮球代表队队长。当时在学校里，我虽然年龄不大，个子不高，但其他方面的条件无可挑剔。学校为了培养我，让我见见世面，推荐我为县代表队队员。运动会期间，在与龙南篮球队比赛时，我上场打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我的感觉是，对方人高马大，冲撞厉害，己方配合生疏，有点怯场。从这次实战和多场观战中，我体会到篮球比赛是一项集体运动，谁配合得好，谁的胜算就大，此外个人因素不可小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能起大作用。回校以后，我的球风受此影响发生了变化，除注意加强配合，发挥球队的优势外，在场上也更积极主动，抓住机会，创造条件，不放过任何得分的机会。同学们反映，参加运动会以后，我的球技又上了一个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鄱阳县篮球队集训期间，伙食是很好的，在大酒店文明楼里，吃的是八大菜，即县城里最高级的菜肴。除大鱼大肉外，还有虾仁、海参、鱿鱼等菜肴，而且吃完了还可以再要。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丰盛的宴席。遗憾的是，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星期左右，每天下午集训完吃一餐，倒不是说没有吃够，而是说球没练好。

记不清是哪一年，只记得是在鄱阳中学就读期间，打过两场重要的比赛，这时我已是鄱阳中学校篮球队白兰队队长。一场是与鄱阳县芝阳师范学校篮球队的比赛，地点在磨刀石芝阳师范学校本部篮球场；另一场是与景德镇来鄱阳挑战的远征队比赛，地点在高门鄱阳中学主篮球场。前一场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要步行5公里路去磨刀石），我们败北，同学们都很泄气，我则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输一场没有什么。另一场我们获胜，全校兴高采烈，学校留下所有球员及有关老师在篮球场上拍照留念，体育老师自掏腰包请全体队员吃饭庆贺。

在军政大学时，我也作为军政大学代表队队员开赴上饶进行友谊比赛。在一条河的渡口，有幸见到了杨勇司令员及其卫队。当时我们坐的是一辆大卡车，到现场已是十点过后。现在已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场所，只记得在那里碰到了解放前在鄱阳中学当训导主任的王黎光老师。他可能是在那里受训，是他先发现我的，还跟我说了几句客气话。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是个什么单位或学校。我们到达球场时，球场附近人很多，像是大会散会以后的场景。比赛似乎不是很受重视，打过比赛后就各自走了。我的感觉是，或者没有组织好，或者不是重要的比赛。不过，对我来说这都无所谓，能有球打就不错了。

1950年冬，南京大学的一些院系根据上级指示参加皖北地区的土改，我随系里的安排分配到亳县。在中转站某地我们停留下来，这时恰巧当地驻军邀请南京大学篮球队和他们进行一场友谊比赛。我被推选为队员之一，其他队员好像还有体育学院、历史系的同学。比赛结果是我们输了。对方非常高兴，我们无所谓。对方可能高估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南京大学的校队，其实我们只是南京大学土改工作队代表队，对输赢看得并不是很重。球赛结束后，对方非常热情，坚持要请我方球队队员洗澡、吃饭。我们虽再三推辞，最后还是恭敬不如从命，享受了一次高规格的招待。在学校淋浴室里，我都羞于当众脱下衣服，而在这里却要一丝不挂地躺在水池边上，让服务员搓背、擦拭身体，真有点局促不安，不好意思。至于吃饭，以面食为主的酒席我从来没有享用过。这次，我真见识了，原来以面食为主的酒席，主食的品种也可以这么多样，菜肴也可以这么丰富！我不是说他们浪费，他们这样招待我们也许属于正常，只不过我少见多怪，从而使我思考社会不同方面及其层次的生活和需求，使我深入考虑社会，使我不断成熟。

进入大学以后，由于自己对业务抓得较紧，加之业余活动较多，如看电影、参加社团活动等，所以相对来说，篮球打得较少。但是，班级比赛、年级比赛、系际比赛，只要有比赛，我都积极参加。此外，下午只要有空，我一般还是喜欢打篮球。不过，总体来说，上大学以后篮球还是打得少多了，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毕业。

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工作期间，下午文体活动时间投投篮、自由组合打半场比赛的情况是较多的，打正式比赛的机会就少了。在郑州大学工作期间，我已有家庭，打球的机会就更少了。但只要学校或系里有人组织，我都积极参加。不过总的说来，打球的时间是越来越少。退休以后，我也不时地锻炼身体，还自己买了篮球、气筒，骑着自行车到处找球场。直至八十岁，我有时还在为找空闲的篮球场而奔忙。作者被评为“健康老人”

由于坚持锻炼，我的身体很好。我手脚灵活，行动敏捷，思维正常。我没有慢性病，也很少看病，医保卡上的钱积累了好多。我比较乐观，也比较快乐，精神很好。我想，我有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因素当然很多，但锻炼一项是不可或缺的。而我的锻炼，具体地讲，虽然也包括多项，但打篮球是最主要的。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打篮球，花了那么多心思琢磨如何打，得到了一个健壮的体魄和那么多的称赞及快乐，我的篮球没有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