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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早在2021年初，《金枝》刚刚出版时，邵丽就曾谈到过“金枝”这个题名的由来。“《金枝》这个书名也是后来改的，最开始我拟定的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但是因为这个意思不容易被理解到，后来在程永新老师的建议下，才改为了《金枝》。”高丹：《邵丽〈金枝〉：追问两代女性的命运困局》，澎湃新闻，2021年1月20日。在此，虽说都是较为抽象的小说标题，但从《阶级》到《金枝》的改变，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来。邵丽试图聚焦的“阶级”问题，也确实是《金枝（全本）》小说叙事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强调家庭出身的问题。小说中，这种与“阶级”密切相关的家庭出身问题，曾令家族的祖辈们无比困扰。父亲的祖父周同尧虽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过光荣的革命经历，但沉重的“家庭出身”始终如影随形，而长征途中脱离部队三个月的历史问题，也常因家庭问题被无限放大，这导致了他在日后的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最后含冤而逝。周启明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以及叛徒爷爷和失踪的父亲的历史问题，无论工作多么积极，多么有能力，始终不受信任，无法得到重用。到了周语同这一辈，家庭出身的影响依然存在，从小到大，“革干”这个特殊的身份标签，显然对她的成长之路造成了不良影响。与周语同相似的是，周拴妮的丈夫刘复来也来自“剥削家庭”。正源于此，他虽有过人的能力，也被剥夺了诸多机会，最终只能委曲求全，以“倒插门”的方式“嫁”到周家。失去所爱的他，直到晚年才得以进城。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家族的子弟，就连小说中的周庆凡和莲二婶子等被周家收养或收留之人，也因为与周家的瓜葛而“玷污”了原本的身份，这对他们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政治影响。作为地主家的长工，周庆凡所彰显的家族小说“义主忠仆”的叙事模式，在《白鹿原》等经典作品中已然清晰。周庆凡的复杂性在于，他“干的是长工的活，吃的是长工的饭”，却又是形式上的“长孙”，“替人当了地主”之后，自然饱受身份问题的困扰。也正是因为这种沉重的家庭出身问题对于个体的“束缚”，使得父亲那一辈人对革命的忠诚，在孩子们看来始终难以理解。如小说所呈现的，“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怎么说呢，骨子里头满是忠诚。我在许多年里都很惊奇，我父亲经历了十几年的批斗磨砺，但他从不怀疑什么，一如既往地听上级的话，从不减弱对组织和领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若是有谁胆敢在他面前说组织丁点儿不敬的闲言碎语，他立刻就会拍案而起，甚至会与此人反目成仇。”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90页。也正是这种历经磨难却九死未悔的忠诚，彰显了那一代人的可敬可爱，也更显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的荒诞与不公。

其二，突出城乡差别的问题。根据前述邵丽的解释，她所谈及的家族内部两个家庭的斗争，其实更多关涉的是城乡差别的问题。她之所以试图将小说命名为“阶级”，很大程度上在于周语同与周拴妮所代表的城市与乡村的阶层分野。这种以“阶级”名义展开的城乡差别问题，在小说里有着极为鲜明的呈现。比如，小说开场便是父亲的葬礼上，那段由“我”讲述的令人触目的阶级图景：“我精细打理妆容，沉稳、得体，腰板挺得笔直，哀伤有度。我是父亲的长女，是个在艺术界有影响的知名人物。这是父亲的葬礼，我的存在，拓宽了父亲死亡的高度和宽度。”与“我”相对的周拴妮，则“没有人会多看她一眼，甚至没有人关心她是谁”，“一个笨拙的乡村妇女，臃肿、肥胖，衣着邋里邋遢。也没人想到她跟这场葬礼的关系。”“这可怜的女人，她显而易见的窘困又无知”，且处处暴露出“乡下妇人的不讲究”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4页。。对于小说人物来说，这种巨大的城乡差别总是如影随形，它有时也会呈现为乡下人“与生俱来”的对于城市物质主义的艳羡。这在周语同的母亲、二十二岁时的朱珠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当她第一次受邀去父亲的单身宿舍时，首先映入她眼帘的便是那只“光滑的象牙色的原木箱子”，对于“赤贫的农民家庭出身”“家里盛衣服被褥都是用荆条筐”，新中国成立前很穷，“还跟着爹妈去陕西逃过荒”的朱珠来说，这个“质地细腻，做工精良，几处黄铜锁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樟木箱子，显然有着别样的意义，以至于当他们严肃地讨论家庭成分问题时，她“被那只樟木箱子的气味熏陶着，正沉浸在某种遐想里”。而在她极其简单的婚礼上，也是“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毛毯”，“她险些被华丽的色彩惊吓到了”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50—51页。。

在《金枝（全本）》里，更直接的城乡差别其实体现在周拴妮和周语同的后代子女身上。农村出身的周拴妮连同她的几个孩子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毋宁说他们都体现为所谓的“农村病”：大女儿周河开，从小就活得很独立，注重尊严，她与教授之间的恋爱，多少掺杂着世俗的功利，而她在出国之后便果断抛弃旧爱的行为，也加深了人们对她的这种印象。这种过分的功利，同样体现在善于伪装，懂得利用他人善良的周雁来身上，也体现在初次见面就筹划着借取巨款的周千里这里。此外，有幸“搭上”富家千金胡楠的周鹏程，从他的压抑和酒后的释放中，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由家庭的匮乏所带来的自卑与不安。与之相反，生长在城市的周语同以及她这边的子女们，显然有着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但从家庭出身的角度看也不能说毫无问题。比如小说里的周小语，就如作品所示的，“精致的躯壳里面，却揣着一颗漠然的心”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74页。，“表面上聪明通透，内里却是个没有主心骨的包”。包括她最后的离婚，也与此息息相关。那个“乡下出来品生活的女人颇懂温柔”，让在婚姻里不得志的前夫“遭遇到了爱情”，这便让周小语“金枝玉叶还没怎么经过生活的摧残，便成了残枝败叶”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77页。。

由此可以看到，在邵丽这里，城乡差别的不同决定了各自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周拴妮那里，野蛮生长的孩子们尽管有着诸如“一阔就变脸”的许多毛病，但总体来看，匮乏的环境里成长的他们，有一种逆境中成才的坚韧。而与这种功利却强悍相对的是，城市环境养成的孩子如周小语身上有着优越却无比柔弱的“城市病”。这是作者在叙述大家族里城市与乡村的两个家庭时，似乎有意进行的“阶级”分析和考量的结果。这种叙事的优点在于，能够清晰地阐明其中的不同，但其危险也在于，故事似乎会滑落到一种牢不可破的“出身论”那里。

有趣的是，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城乡差别，《金枝（全本）》里的“阶级”问题最后都被邵丽以“人情”或“血缘”的方式予以化解。所有的龃龉与争斗，以及因竞争关系而产生的冲突和恨意，都极为顺畅地被以基于血缘亲情的“人情”理解和宽容所冲决，所覆盖。不只如此，在“血缘”和“亲情”之外，小说所欲达成的和解的意义，又似乎包含着超越家族边界的动能，值得我们细细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