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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讨论《金枝（全本）》时，有评论者极为敏锐地提到了《白鹿原》。这里固然包含着作者向那部诞生于三十年前的经典作品致敬的雄心，但是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部作品与经典家族小说的显著不同。在过往的叙事序列里，我们总能看到一种“历史的在场”。在这一类作品中，家族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家族本身，而是与家族的“外部”紧密相连，或者说，它们总是试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讲述民族国家与革命历史，家族秘史构成了民族史诗的另一种呈现方式。然而，《金枝（全本）》却有所不同，小说也讲述了“外部”，那些离家出走的男人，无一例外地追随了传统家族小说男性主人公的脚步，去投奔革命，融入历史，但这些语焉不详的外部事件并不是小说的重点。

在邵丽这里，重要的不是出走的男人们，而是一代代留守的女性。长久以来，那些作为“历史的附庸”而匍匐在男性阴影里的女性角色，终于被文学之光照亮，她们终于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部从既有的家族叙事模式中“跳脱”出来的小说，相对于男性的故事，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女性小说；相对于轰轰烈烈的外面的故事，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家族”小说，关乎家族内部的小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被人郑重地称为“女性叙事下的家族史诗”胡平：《女性叙事下的家族史诗——评邵丽长篇小说〈金枝〉》，《文艺报》2023年3月1日，第6版。。

当然，对于《金枝（全本）》来说，小说的独特性其实不仅仅在于叙事重心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情感态度的偏移。小说既是对过往革命叙事中习焉不察的家族维度的全方位展示，也包含着一种微妙的“后革命的转移”。尤其是将作品放置在一个世纪以来革命话语变迁这一重要叙事脉络中时，其独特的历史叙述姿态便清晰显露了出来。在小说叙事人“我”（周语同）这里，革命的难以理解是显而易见的。从周同尧、周秉正，再到周启明，那些吸引一代代男性离家出走，去努力追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年轻的“我”感兴趣的。尤其是当“我”把关注的目光完全投注在家中留守女性身上时，那些外部的喧嚣所蕴藏的深刻意涵自然被“我”所“屏蔽”。

由此可以看到，在《金枝（全本）》的讲述中，由懵懂的父亲之眼所看到的革命，其实并没有太多严肃的面目，更无法看出太多为之献身的崇高感。“爷爷现在是组织的人，活着就得一直闹革命。”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29页。在爷爷这里，革命的故事同样语焉不详，而曾几何时，这是现代史叙事中至关重要的段落。周启明跟着爷爷“闹革命”，也不再是出于对革命的信仰，而完全是为了逃避家里的“麻烦”，躲避包办婚姻。提到反对包办婚姻，我们不难发现，在长久以来的历史（或文学）叙述中，这一直是反对封建礼教，实现个性解放的题中之意。在革命或启蒙的文学表述中，反对包办婚姻有着不容置疑的正当性。现代知识分子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去寻求救国真理，这一直是革命历史叙述的重要起点。然而作为一部“女性史诗”，《金枝（全本）》的情感偏移，使得反对包办婚姻的正当性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显豁，或者说在邵丽这里，革命视野中的反对包办婚姻的问题，成了被审视的对象。

如前所述，《金枝（全本）》重点关注的不是离家者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故事虽有涉及但终究简略，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叙述离家之后，那些缄默不语的留守者的故事。由此我们看到，当过往叙事中被遮蔽的留守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这种振聋发聩之中势必包含颠覆性的历史意义。具体来看，邵丽笔下的王穗（穗子），恰恰有点类似于鲁迅故事里的朱安的角色。乔丽华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为我们呈现了鲁迅原配夫人、那位被称为“鲁迅背影处的‘小脚女人’”的朱安的完整传记，由此让人依稀听见了“女性的无声之声”。

在五四新思潮的光芒已然黯淡，一个更加注重传统伦理秩序的时代业已来临的今天，所谓“原配”的意义，所谓包办婚姻的伦理位置，都已变得暧昧不明。而革命的“标配”——反对包办婚姻，也在故事的讲述中，似乎不再那么理直气壮。当此之时，去聆听从历史暗处走来的无声者的“苦闷的绝望的挣扎的声音”参见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九州出版社2017年，序章部分。，也就显然恰逢其时了。这大概也是《金枝（全本）》里穗子的故事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启明所要求的，读了这么多年书，又干了几年革命，不可能再回老家跟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妇女一起生活，包办婚姻必须彻底解除，也就变得面目可疑了。

小说里，周家的祖孙三代都在外面重新娶了女人，尤其是周启明，十五岁便稀里糊涂地有了一个女儿，这当然是小说叙事中所有悲剧性的由来，也加深了作品所暗示的民间伦理秩序中有关“始乱终弃”的嫌疑。与此连带的是，父亲的老首长萧景华的生活风波，也令反对包办婚姻的正义呼告与“进城换老婆”的生活作风问题纠缠不清，同时加深了其中蕴含的道德瑕疵。而对于穗子来说，小说并没有如过往启蒙叙事所常见的，将有关弃妇命运的思考，将她一辈子“死心眼子活受罪”，决心当“周家的一根刺”，以及由此而来的性格变化，与人们熟悉的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压迫与扼杀那套说辞发生联系，而是仅仅将这一切归咎为人物性格造成的命运悲剧。也就是说，在她这里，过往叙事中常见的制度性问题，被重新表述为性格和命运问题。

如此看来，《金枝（全本）》就并非一个反传统的叙事，而是基于一种“去男性化”的“反现代史”叙事，对穗子的故事进行了重新诠释。不仅如此，在邵丽这里，这种在过往叙事中常被视为压迫与毒害的制度性悲剧，也被表述为女性隐忍的故事，并被赋予柔韧的坚定的美德。如其所说的，“我想塑造的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韧性。其实在河南，我身边有好多女性被原配抛弃，然后不会再嫁，一个人独守一辈子，苦苦支撑着一个家。她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的遭遇。所以，我其实想写的是一种来自女性的力量感。”邵丽、杨新岚：《邵丽〈金枝〉：我想塑造中国传统女性的韧性》，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18日。对她来说，这种“女性的力量感”，或许正是“金枝玉叶”的意义所在。也正是这种力量感，让小说顺理成章地落实到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