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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悲剧人生（第1页）

在刘恒做皇帝的第十二年，在长安城里，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渐渐合上了眼睛。一年多来，他每日以泪洗面，心力交瘁，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贾谊。

贾谊于公元前2oo年出生于洛阳，曾经师从秦末汉初的大儒、后来官至宰相的张苍学习《左氏春秋》。洛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很多年少有为的才子生于此地，按现在的话叫青年才俊，而贾谊更是才俊中的才俊。

十八岁那年，相貌堂堂、才华横溢且美名在外的贾谊就得到了当时河南郡吴郡守的赏识和喜爱，成了郡守府里的座上宾。这个吴郡守也不是寻常人物，他是李斯的同乡，并且是李斯的忠实粉丝、拥趸，立志要像自己的偶像李斯那样帮助帝王管理好国家。刘恒即位初为了选拔官员，曾经下令对全国在职的官员进行考核。经过严格的考核和评定，吴郡守的行政管理能力在所有被考核的官员中排名第一，从而被提拔为九卿中的廷尉。所谓英雄惜英雄，既然能入“治平天下第一”的吴廷尉的法眼，贾谊自然也不是等闲人物。

作为吴大人极为赏识的青年，贾谊早年的人生可谓一帆风顺。在吴大人升任廷尉的同年，二十二岁的贾谊便经吴廷尉的推荐入朝做了博士。

博士是秦朝沿袭六国旧制而设立的一种官职，主要的职责是“掌古今、辨然否、典教职”，说白了就是先自身要有极高的文化修养，然后平时给皇帝做参谋，顺便再搞点儿教学活动。这样的工作显然就是为贾谊这种人量身定制的，初出茅庐的他对处理政治问题并没有太多的生涩感，反而感到如鱼得水。每当文帝颁布诏令要博士们对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时，很多年纪大的博士可能被辩得哑口无言，而贾谊的言总能切中要害，让同僚们不由得佩服。贾谊人一等的才华很快引起了文帝刘恒的注意，一年之后，贾谊便被破格升迁，做了高级顾问官太中大夫。

得到皇帝信任的贾谊做起事来更加卖力。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给刘恒上疏，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弃农经商现象及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表示了担忧，提出朝廷应当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以达到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预防饥荒的目的。这就是有名的《论积贮疏》，疏中所引用的《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话语即便在今时今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因为这封上疏，贾谊再次得到刘恒的重视。刘恒下诏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农业生产，这让经过战争和动乱的社会得到了进一步休养生息的机会，也让贾谊更加声名远播。

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贾谊官场得意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很多天才遭遇过的。天才们因为年少时才华横溢，一直被别人捧得高高在上，往往自觉鹤立鸡群，而自身优越感爆棚就容易造成对人情世故的不了解和为人处世经验的缺乏。简单地说就是，智商太高，情商太低。

由于情商不足，自觉天下为公、毫无私心且得到皇帝无条件信任的贾谊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大规模地得罪人。

当时的长安城是天下最富庶、繁华的地方，除了平民百姓，长安城里聚集了一大拨皇亲国戚和官宦子弟。其实按照朝廷的制度，不管是什么王或什么侯，只要皇帝把地方封给你了，你就要到封给你的地方去，这叫“之国”。可很多贵族老爷就爱待在长安城里，有国不“之”。

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在朝为官，不得不留在长安，有的没什么官职却也赖在长安不走。这很好理解，谁会放着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不待，而跑到自己偏远的封国去静修呢？但这里要注意的是，比如你是食邑五千户的侯爷，并不等于朝廷会按时把五千户的税收打到你的卡上，通常是要你的手下从你所获封的地方挨家挨户地把税收上来，然后再不远千里地送到你在长安的府上供你用度，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损耗，而这是连套新衣服都舍不得添的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达官贵人们都聚集在长安城里，老百姓过日子就要十分谨慎。平时百姓上街都要百般小心，要注意不能踩到人，更不能跟别人生肢体冲突。也许满大街要么是官人老爷，要么就是官人老爷的亲戚、奴才，哪个都不是平头百姓惹得起的，路上随便两个人撞一下搞不好就会变成两家侯爷之间的冲突，朝廷根本没法儿管理地方治安。贾谊想文帝之所想，急文帝之所急，上疏向文帝建议让所有有封国的侯爷都之国。

贾谊的上疏自然得到了皇帝的同意。文帝为了给侯爷们施加压力，同时也为了清除那些他早已不满的功高震主的大臣，干脆把当时的丞相周勃叫来，说：“之前我就想让大家之国，可惜最后没具体落实，正好这次贾谊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好，你作为百官之的丞相，应该多起带头作用。”最后逼得周勃不得不自己申请退休，回绛县养老。

这下好了，满朝文武要么是侯爷，要么正想办法弄个侯爷当，他这一建议就把侯爷们都逼到穷乡僻壤的封国去了，不是断人家活路吗？贾谊就这样几乎把所有的大臣都得罪了。

但刘恒是不可能主动出来帮贾谊背锅的，他还对大臣们说：“贾谊虽然年纪轻轻，但见识并非常人所能及，朕觉得他是难得的人才，应该让他做九卿一类的高官，众爱卿看怎么样？”

大臣们哪里会同意，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那个洛阳来的小子年纪不大，心眼儿却不少，学问一般，弄权的本事却不得了，一旦让他专权，他还不把国家的事搞得乱七八糟。”

刘恒施政善于用“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免去了朝廷中功劳最大的周勃的职位，又敲打了群臣，自然要搞一些事情来平衡、安抚老臣们的情绪，贾谊就成了挡箭牌和替罪羊。但贾谊是什么人，刘恒心里最是清楚，大臣们的反对并不能让他失去皇帝的信任。可是不巧贾谊还得罪了一个人，让他不得不面临自己仕途的真正危机。这个人前面提到过，叫邓通。

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

古时候的皇帝都是非常迷信的，刘恒也不例外。刘恒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跟黄帝一样要上天做神仙，可当年黄帝是骑着一条龙飞上天的，刘恒自己没有龙骑，想飞又飞不上去。正在他干着急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戴着黄色帽子的人，这个人从后面推了刘恒一把，刘恒就飘飘然地飞上了天。醒来以后，刘恒非常高兴，就带着人满世界寻找那个在梦中推了他一把的人，终于在渐台这个地方找到一个戴着黄色帽子并且容貌和梦中所见之人非常相像的人，这个人就是邓通。

从渐台回来后，刘恒把邓通留在了自己身边，对他的喜爱甚至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刘恒不但和他一起玩乐，还封他做了上大夫，还有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刘恒甚至因为相士的一句话就把蜀地的矿山拱手相送，并允许他铸私钱。

虽然邓通和贾谊都是皇帝的近侍，但邓通这样的人显然是贾谊最看不上眼的。贾谊三番五次在刘恒面前出言讽刺邓通。论学问，邓通大概就相当于贾谊两三岁时的水平，争辩起来自然不是贾谊的对手。虽然邓通在贾谊面前口不能言，但在刘恒面前能说会道得很。他不断寻找机会在刘恒面前说贾谊的坏话，最后竟然让刘恒对贾谊这个锋芒太露的年轻人产生了厌倦。在群臣和佞臣的内外夹攻之下，刘恒也不提九卿的事了，而是决定将贾谊外放到长沙，去给新任的长沙王做太傅。

刘恒外放贾谊的心思我们无从猜测，可能是对朝中群臣的一种妥协，可能是邓通的谗言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对贾谊的保护，或者是想让他历练历练，抑或是对他的打磨。毕竟这时候贾谊只有二十五岁，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等。

然而，刘恒和贾谊都不会想到，这一等就再也等不到机会了。

长沙是当时汉朝最后一个异姓诸侯国，地处偏远的长沙郡，临近岭南，气候闷热潮湿，贾谊十分不习惯。加上自己是柔弱文人出身，身子骨本来就不太好，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贾谊时常感到自己命不久矣。好在长沙王吴著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贾谊到了长沙后事情并不多，得以安心调养身体和做学问，同时他仍然不忘为皇帝献言献策。于是贾谊写出了凭吊屈原顺便抒自己郁闷心情的《吊屈原赋》、建议文帝礼待大臣的《阶级》、建议禁止私钱流通的《谏铸钱疏》，以及其文学代表作之一的《鵩鸟赋》等。

“赋”这种文学形式，现代能读得懂、品味得出其中奥妙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凡有此能力的人大概都读过贾谊的这些论著。如果没读过，大家也不要去找来读，估计和我读的感受差不多，三个字就可以概括：看不懂。

大家只要知道这些作品里的政治观点在当时而言都是合适的，文学成就在当时而言是极高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