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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卧马沟的冬天》写完了，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再想一些问题。

我不是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我是四十岁以后才拿起笔开始文学写作的。人到三十不学艺，我为什么到了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呢？四十岁以前我又是干什么的呢？如果读完了《卧马沟的冬天》你就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

我的人生经历似乎比我书中的人物还要坎坷，还要艰难。我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当过工人；当过国有中型企业的厂长。在我四十岁的时候遭受到了我生命里的第二次挫折和磨难（第一次磨难是在少年时代）。在厂长任上因招商引资中出现失误，同时又遭到诬陷，使我失去了工作。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收入，也就失去了社交，也就失去了朋友。没有收入，没有社交，没有朋友，也就意味着没有了一切。这时正是我人生的中年，正是我对社会、对家庭肩负责任的时候。对社会的责任可以暂时放下，但是对家庭的责任却是推卸不掉的。做为一家之长的我没有了收入，一家人倾刻之间就没有了生活上的保障。这对我的打击确实是毁灭性的，一般人真的就要被打倒了。在这样的打击下，我也确实感到了茫然，感到了害怕，但我对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悲，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不死，就还有希望。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选择。恰在这时我手头有一本司马老先生的《报任安书》，书中的万世名言让我没死的心灵一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乞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噘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成；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底圣贤愤之作。司马老先生说的多好呀。我不敢自比古代的圣贤，但我确实正在遭受人生的磨难，我的心志正在遭受苦难，于是我拿起笔。

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我可以自负地说比一般人要多一些。因为我的经历就比一般人多。我出生在一个算是高干的家庭里。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省城上小学。运动一来父亲就成了运动的对象，被打倒，被开除，被关押。我和母亲，和兄弟姐妹被遣送回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磨难。

在乡下，在数九严寒的冬天里我竟然穿不上棉衣，那时我才只有十岁。除了冻，还有饿。我和母亲在乡下因为没有户口，队里不给分口粮。我们母子只好靠捡麦子拾红薯来维持生计。

冷冻和饥饿还是能忍受的，让人忍受不了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我该上中学了，父亲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我和母亲还在乡下。那时候上中学不是凭考试，而是让贫下中农推荐。可想而知，我连上学的权力都没有了。一个少年人没有了上学的机会，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父亲虽然被打倒，但父亲毕竟是从县里出去的干部。父亲给当时县里的领导写了几封信，我才有机会走进中学的校门。

中学毕业，父亲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但我不愿再回到省城去，在我少年的心灵里，是故乡这片厚重的土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养育了我，我不能弃它而去，我留下来在村里当了农民。乡亲们信任我，让我当了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企业招工，我才出来当了工人。

在工厂我是一名好工人。我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由工人到班长、到段长、到车间主任、到厂长一路干了上来。这是一个省直的有千余名工人的正县级中型企业，我一步步走上来靠的全是自己的努力。在厂长任上我干了八年，后来遭人诬陷离职而去。

这时我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于是我拿起笔，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体验、对社会的思考注与笔端，借着故事里的人物倾述出来。

也许是自己过于冲动，过于痴迷，我拿起笔一鼓作气就连着写出三部长篇小说：五十万字的《三合镇》；四十万字的《净土》和一百一十万字的《卧马沟的冬天》。我的写作习惯也和别的作家不一样，我不拟提纲，不例总目，铺开纸就一气往下写。我铺在桌面上的是八开大的白纸，写起来不设章节，不分段行，不用标点，密密麻麻的一直往下写。别人看了我的手稿，说我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抄写经文。真的，我的整部稿子，几乎不作一个字的修改，就一气写成了。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整个的就迷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把写作当成了乐趣，当成了享受。在写作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感到孤独、寂寞和劳苦。在我小小的书房里常常有朗朗的笑和低低的哭，哭比笑多。我是被书中的人物感动了，这哭和笑都是送给他们的，这笑和哭已经脱了自我。我常常为我书中人物的悲惨遭遇而泣不成声，在我经文一样的书稿上斑斑点点的留下许多当时的泪水。

书稿写完了，我心爱的钢笔的笔头也磨损的比犀牛牌刀片还要稀薄，落到纸上象刀片一样能划破纸张，却再写不出字来。这是一杆功劳笔，我把这支磨损的不能再用的钢笔小心在意地收藏起来，收藏在一个精致的锦盒内。

在这里我要感谢的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使我经历了别的人无法经历的生活。如果没有少年时的苦难，如果没有中年时的再一次磨难，我也会和普通人一样，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员。可是我经历了两次人生的大起大落，经历了两次一般人不曾经历的磨难。正如我的女儿看到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三合镇》时说：“社会上少了一个厂长，却多了一个注定要名留青史的作家。”我为有这样一个理解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我遭受磨难，快要被厄运击倒时，是她忠诚地站在我的身边，成为我坚强的精神支柱，使我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光明和希望。

在这里还要感谢我的两个朋友，夏县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姚天高同志和王景林同志。在我写作和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帮助。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