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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权关于爱情婚姻观（第1页）

关于父权、关于爱情婚姻观

潮新闻：在《黄河故事》中，故事是围绕父亲之死、死后的墓地等问题展开的。父亲这个人物始终在背面，先被描述成一个窝囊废，很没用，自杀，后来又不确定父亲是不是自杀的。我们看到了极为强势的甚至不讲理的母亲，后来才看到，父亲是一个知书达理、懂得不少东西的人，他甚至还“懂得黄河的水性”，父亲的形象似乎在“反转”，最后被“正名”，他依然是“体面”的。那么，您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吗？《黄河故事》收录在您的新书《天台上的父亲》中，是最后一篇。在《金枝》中，所有当下纠缠着的家庭问题也都来源于父亲。似乎您的写作中，对父亲、母亲的书写有一种持续的专注和激情。您执着于塑造“父亲”，那么您又是如何理解“父亲”这个词的？您如何看待我们父母一辈的困境？

邵丽：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里专门讨论过。最近一个时期，我的很多作品都有“审父”的倾向。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父亲都代表着权威。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

潮新闻：《黄河故事》中，我们看到您给女主人公安排了一桩梦幻般的婚姻，她太幸运了，遇上“高富帅”，得到了跨越年龄、文化、阶层的真爱，说实话看到这里我有点晕，人们一向说的“门当户对”呢？这种幸运是不是偶然？您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也可以说生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您成年之时，正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之年，能否谈谈您的作品，谈谈你们这一代人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您觉得自己身上，传统的东西是否受到随之而来的时代大潮的冲击，有了巨大的观念的改变？

邵丽：其实就爱情婚姻观而言，越是进入新时代新世代，我的观念反而越发保守。这可能与我的原生家庭有关。在我们家，除了我是自由恋爱的，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小妹，都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婚，而且婚后生活都非常幸福。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资料讲，自由恋爱结婚的离婚率，比别人介绍的婚姻离婚率高三倍多。所以即使现在，有很多东西我还看不透，对爱情婚姻观也没有做出改变的理由。再者说，主人公的婚姻虽然浪漫但并不能算梦幻，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有不少原型人物存在的。“我”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故事中的乔大桥，也只是一个受姑姑资助的、高学历的穷书生而已，称不起“高富帅”。那个特殊年代，大学毕业生能找到一个城市户口的女孩成家，就是成家立业的典范。往前追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会有更具体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