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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第2页）

太公望曰：“贵法令。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通，道通则人利大，利大则君德彰矣。世乱则吏犯法令而为，善其人重私而轻公，不敦朴而诈伪。是以法令利民之成俗。”

太公望曰：“法令通行而民俗利，民俗利而利天下。是法令之必行也，必行者民利。”

太公望曰：“其萌生于君。君不法天，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随世俗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变，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沉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

太公望曰：“礼者，明长幼，别贵贱，所以象德正也。仪者，所以辅正治也。故未足以大利其民者也。”

太公望作为周朝的开国和摄政的核心辅臣，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崇高，其政治、军事想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太公望之外，同时期的周公旦也对周朝的建立和稳固做出巨大贡献。

《史记》记载，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尚书·大传》总结周公旦的功业：“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旦的社会阅历没有太公望丰富，但是他的本性笃仁，很好的继承了文王的穷理之路，这也为他之后着作《周礼》打下了基础。

周公旦没有直接对人性做总结描述，不过从一些书中记载可以窥探一二。

《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民心是无常的，只归附于那些对自己有恩惠的君主，所以统治者要注重德行，施行善政让人民得到恩惠，实现康济小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可以看出，周公也认为人性是趋利的，要不然不会归附让自己安居乐业的君主。同时，他也说了，如果如果施行恶政，会让民心不安，人性也会变得混乱善变，社会也会走向动乱。

《史记》记载，周公一沐三捉，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除此之外，为了实现“以德配天”，“永言配命”，周公旦制定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嫡长继承制。

二是建立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

三是从“以德配天”衍生出的“明德慎罚”法治思想。

不难看出，太公望和周公旦的治国核心其实是任用贤能，任用贤能是解决吏治问题的最优解。

在人性上，两个人都认识到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想要治理好国家，就需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受惠得利。不过太公望利民的目的是为了利天下，周公旦利民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配天命。因此，两者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大差异，太公望“举贤尚功”，"贵法重利"，"不废礼义"；周公旦“尊尊亲亲”，"德主刑辅"，"重义轻利"。

太公望和周公旦都是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存在，他们的治国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其治国思想也常常被拿来比较和讨论。

《史记》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淮南子·齐俗训》记载，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

礼乐制度的维持，很大程度是依靠周王朝的强大，等到周王朝衰落，礼乐制度的崩坏也就不远了。

公元前882年，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

公元前7o7年，繻葛之战使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战后周王室开始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竞相争霸。

公元前681年，齐、宋、陈、蔡、邾五国国君在齐国举行“北杏会盟”，齐国开以诸侯身份主持天下会盟的记录。

“贵法辅礼”的齐国最先成就霸业，而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几乎全是管仲的功劳。

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联合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早年的这些经历，让管仲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管仲说：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仞，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上岸，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在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者，掌握住利的源泉所在，人民就自然顺服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那样，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会富裕。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管仲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仲的法治以人为本，《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后来，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以人为本，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

公元前632年，践土之盟后，晋文公重耳正式成为春秋时代第二个霸主。

晋文公重耳年少时谦虚好学，善于养士。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至翟国，后辗转五鹿（卫）、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在外十九年，备尝艰辛。这些经历，让他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晋文公即位后，“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任用有才能的人：封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让赵衰、胥臣、栾枝、冀缺等人辅佐他治理国家。虽然狐偃不如管仲有名气，但是他的贤能不亚于管仲，可以说，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此外，还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创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成就霸业。

公元前626年，商臣得知其父楚成王想改立王子职为太子，于是带兵包围王宫，逼迫楚成王上吊而死，自立为君。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其子楚庄王继位。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亲帅大军在邲地大胜晋国，立威定霸。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楚庄王能够称霸的重要原因，除了有雄才大略之外，也是举贤任能，孙叔敖是杰出的代表。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是《吕氏春秋》《荀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他兴修水利，展农业生产；注重法治，稳固国内；整顿军队，增强军事实力，助楚庄王成为第三个霸主。

除此之外，他居处高位而能明智的避免三怨：

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

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

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