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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传记]《曹雪芹小传》作者：周汝昌【完结】

  总序

  承华艺出版社的盛意，将这六部拙著重加印制流布，并锡以嘉名，命之曰《周汝昌红学精品集》，既感且愧。因为拙著皆难跻"畅销"之荣列，六部书中绝大多数是"只印一次"的，而且几乎都有十分曲折离奇的经过（一言难尽）。如果华艺是为了赚"大钱"，决不会看中了我这些书稿--我之既感且愧，在于此。

  这六部书，虽非我研红5o年的全部述作，但也确实具有其代表性与创始性（origina1ity）的意义，因此不妨乘此机缘略为申说。《红楼梦证》初版于1953年9月，当年三个月内连续再版、三版（校订、增补），为彼时海外人士诧为异事，评价也高〔注一〕。但当时的认识，总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这原不足异。在我个人自忖，则此书的真正精神意度，并不在此。只看引用书目多达7oo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买椟还珠"之叹了——此书的创性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同时也对比了高鹗伪续后4o回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世界的迥异于雪芹原著）。

  《曹雪芹小传》出版于198o年，原是《曹雪芹》（1964，作家出版社）的修订扩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证》考订粗备，而生平则史料奇缺，本是无法成"传"的，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勉力以赴，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来。书出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鼓舞，于是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

  上文已述，《证》虽然"曹学"成份很重，实质是文、史、哲综合型论著。因此可以说"曹学"的正式成型，应以《小传》为其代表。《红楼梦真貌》实质是"版本学"与"脂学"绾合同步的创例论述（这两门红学专科分支，在《证》中也曾初步研论，但不及深入详究）。此书揭示的是众多古钞本中异文的繁多、复杂之惊人与难以审辨，我与亡兄祜昌对此所下的苦功夫最为浩大，此书乃一提要"结晶"，用科学的大量表格与数据显示了雪芹原与后人（多层次）妄改的实况--例如有人迷信《庚辰本》，说它"最好"，其实从《真貌》中一看即知并非如此，它已有改得很坏的文句了。

  同时探究了脂砚这位批书人与作者雪芹的特殊亲密深厚的异样关系。《红楼访真》是考索雪芹下的"西府""东府"的历史地点的奥秘问题。我的观点一向坚持认为雪芹的文学手法是以写实为基本的，其地点、人物，皆有"原型"。本书人多个层次证明了"荣国府"实址，由民间父老口传以至学者的诗文记载，加上我自已的研求，得出一个结论：此府原系康熙内定嗣位人皇十四子胤祯的废府所在，胤祯是被雍正（即胤禛）软禁而篡夺皇位的受害者〔"东府原是胤■（敦郡王）废府，胤■是被雍正第一个惩治的政敌〕。这一份专题研究，不但可以引人"入胜"，而且揭示出这所关于曹家上世政治命运者至为重大。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在美国讲学客居时的研究成果（1986-1987），北京、台北分出两本。此为次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两结合的特例，前所未有。这并不是说此书即能包括偌大辉煌内涵，而是要点醒这一重大文化关系与芹书的文化地位与价值。仅此一点，其历史意义也就很重要了。

  书分三编，上编专研"自传说"。中编讲"痴"的历史命题与涵义。下编提出芹书的独特叙事美学--大对称对比的结构法则。全部是具有独创性的研论，甚异于一般常谈套语。

  上编从巴金、鲁迅的红学观讲起，追溯了"自叙传"文学在中华文化上的源流，指出清人早已揭示《石头记》是雪芹"自况"，胡适只是"复活"了这一识见，而非创始。同时也引及了海外著名学者、小说专家夏志清、浦安迪（andre·h·p1aks）、高友工、刘绍铭诸位教授的论述意见，以为参证。"自传说"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受到批判最为激烈，本书的研讨，可供学人深思反省〔注二〕。

  《红楼梦的真故事》不待多讲，它是我的"探佚学"的一个艺术形式的表现，体例颖，目的是想窥视雪芹原著（被高鹗等人篡改以前）的小说重要思想内容与情节的展变化。因为要想真正深刻理解雪芹的头脑与心灵，除此以外，尚无良法，是以应当不拘一格，设法寻究。我们虽难作到好处，但事情总要有个认真求真的开端，方可逐步接近较为完善的境地。

  这六部书，已然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红学"努力是"分科"而又"综绾"的。这六大方面，也许就都是"红学"的要害与精髓，其它分支衍生之学，应居次要地位。我们总还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更多学人给以关注。

  粗略而叙，已然可知：这门学问并非"文艺""小说写作"的层次范围之事，而是属于中华文化大课题的一个项目了。对此，个人的学识才力，差距太大，万难胜任。5o年所作，虽说"尚称勤奋"，而成绩实在微薄。回顾一下，惭愧得很。

  华艺出版社的诸位，包括金丽红女士、郑治清先生，对于重出版这六部书，热切逾常，多方敦促，这使我更是既惭且感。六部书最早的创始于1947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本科西语系，忽然旁务"红学"，确是不自量力。以后愈深入下去，愈觉自身学力识力之不足，加上各种工作条件也不理想，以致5o年间，所获不过如此而已。即此可知，惭愧之言，不同于泛常的谦辞套语〔注三〕。我以为，"红学"既非一般文艺学而是中华大文化学，在她的面前，敢于染指涉足的，自然都会各显其"能"--同时也会各出其"丑"。"红学界"目下的千姿百态，恰好说明了这一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