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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止住哭声，小手扒开被头，双手一合说：“不走。”

  他那时刚一岁，白天不会说话，黑天冷不丁说“不走”，俺的脊梁骨刷地就凉了，头奓撒起来，不知道怀里抱的还是不是孩子，都不想要他了。

  一九六三年春天，俺三家手头宽绰点儿，都在跟前盖了房子。那一间半房扒了，一家分了几根黑檩子。虽说总闹黄皮子，可俺们一只黄皮子也没见过。听本地人讲，两种人黄皮子容易上身，体弱的和有心事的。闹黄皮子的时候，黄皮子就在百米之内，四爪冲上躺在地上，也像喝醉了一样。

  搬到家，再没闹过黄皮子。有一回，公公看见七八个黄皮子在前院垄沟里走，领头的个最大，后面跟一帮小的，后边的搭着前边的肩，一个搭一个。本地人说，这是黄皮子搬家。

  都说黄皮子偷鸡吃，俺家鸡窝从来不堵，一只鸡都没少过。

  卖碱

  一九六一年八月，屯子里熬碱的多了，俺就得到街里去卖碱。

  第一次背了三个碱坨三十四斤碱，到四道街南头就卖了，一斤碱卖八毛钱。二儿子五个月，在家等着吃奶，俺想早点儿回家。去的时候俺带着粮本和面袋，在粮店排队买了二十五斤玉米面，一斤才四分五。

  背着粮食往家走，越算账越高兴，一路上高兴得想唱，可出汗出得口渴，唱不出来了。丈夫听说了不但不高兴，还埋怨俺：“别人一斤碱卖一块钱，你少卖多少钱你知道不？你少卖的钱，用粮本能买回一百多斤玉米面！”

  俺说：“你别说了，明天卖碱俺多要钱。”

  从鸡房子到四道街南头十多里地，第二天俺起大早，背了五十斤碱去卖。俺把碱一放就有人问：“你的碱多少钱一斤？”

  俺说：“一块钱一斤。”

  问的人多，就是没人买，俺看那五个卖碱的都要一块钱一斤，一两没卖。

  两个钟头后，一两碱没卖出去，俺受不住了，就喊：“卖碱了，九毛钱一斤。”

  来了很多人，都给八毛，俺说：“少九毛不卖。”

  有个人都给买走了。把钱收好又去粮店。来的时候，俺想买二十斤大馇子（馇子：玉米磨成的碎粒，过去东北的主食之一）、三斤豆油，太累，买三斤豆油就回家了。

  歇了一天，是个星期天，青山一队大伯哥家的孩子长顺来了。那年他十岁，想去城里看看，大儿子来顺听见了，也要去，那年他七岁。丈夫休班，说：“星期天碱贩子准多，咱多整些去卖。”

  那天，一共装了一百多斤碱，他挑得多点儿，我背得少点儿。看他累了，俺就挑会儿，两个孩子在后边跟着。丈夫送到四道街北头就走了，他怕卖碱让人抓住告到砖厂。俺让长顺用扁担帮俺抬，让来顺跟上。碱都放在俺这头，死沉。俺两手抱着扁担头，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走，不敢回头。总算抬过正阳街，回头看，来顺没了。

  那时候安达城不大，街上人可不少，到处都是跑盲流的人，找一个孩子等于大海捞针。俺东一头西一头找了一会儿，想起那边还有一个孩子长顺哩，俺又往回跑。还好，长顺没动，俺跟他说：“你不要走，看好咱的碱，俺去找你弟弟。”

  找了两个钟头，俺急得嗓子冒烟，猛地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俺不敢相信，仔细听，是叫俺：“姜淑梅，姜淑梅，你的孩子在这儿哩，他穿着红夹袄。”

  俺不是那种爱哭的人，这次哭了，想放声大哭，可街上人多不好意思那样哭，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俺以为孩子找不到了，没想到又找着了。

  俺问交警这广播在哪儿，他一指：“在那儿。”

  俺就朝那个方向猛跑。俺在一个办公室看见了儿子，这孩子没哭。俺含着泪向人家说谢谢，人家训俺：“挺大个人，把孩子给丢了，以后注意啊。”

  俺说：“哎。”

  俺把孩子带走了，回去一看，长顺还在那儿看着碱哩。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他好像哭过，脸上的灰一道一道的。

  这回俺把碱分两份，一份一份往前倒，倒到四道街南头十一点多。一个卖碱的也没有了，一块钱一斤，一会儿就卖完了。俺娘儿仨去饭店要了两斤油炸饼，就着开水吃了。又到百货商店看看，也没啥好看的，买了三斤苹果就回家了。

  那时候，安达有个土特站，是公家的，大量收碱，七分钱一斤。熬的碱往外卖，有人抓，抓住了就得把碱送到土特站。有一天俺去卖碱，快卖完的时候，下雨了，碱怕浇，俺就去第二百货商店避雨。

  来了几个人，要买俺的碱，俺还没卖呢，又来了一个人，说：“拿着你的碱，跟我走。”

  俺知道不是好事，也得跟着走啊。第二百货后院有个西厢房，西厢房南边有个办公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看见俺去了，他拍着桌子嗷一声站起来，对着俺嗷嗷叫。俺是山东人，有些东北话听不懂，说快了更听不懂。俺知道他是在损俺，俺不说话，给他个后背，也不理他。

  他嗷嗷完了，俺问：“同志，你这里是高级法院吧？要不是高级法院，说话声咋这么大？”

  那人笑了，说俺是“投机倒把的老油子”。

  俺说：“你胡说！俺从土里熬出碱来，这叫自力更生。俺一点儿错都没有，你声再大，俺也不害怕。俺要是犯法了，你不用使大声俺就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