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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2页）

李干银和李干贵是堂兄弟，二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生下来时，干银左手长一个金钱痣，干贵右手长一个金钱痣，你说奇不奇！叫算命先生算了算，说两个人是财神爷的两个童子转世。贵人不是？于是，不满月就有许多人来提娃娃亲。两个人的母亲不知如何亲他们才好，竟玩起恶作剧来。两个人经常互换着喂孩子，乃至两个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还弄不清究竟哪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每当干银和干贵望着两个女人懵懂、或者喊错人的时候，两家的人都开怀大笑，笑得两个孩子一头拱进母亲的怀里——有时候拱对了，有时候就拱错了。

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比亲兄弟还亲，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们是一母孪生。

两个人的性格却大不一样。干银内向，少年老成，干贵外向，天真活泼；干银坚强，打死不哭，干贵懦弱，摸一下，就羊羔样，眼一闭，咩——，流一串眼泪。干贵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胆儿小。他十五六了，还不敢放炮，一见别人放鞭炮，捂着耳朵就跑。有一次干银冷不防在他屁股后点了一个二踢脚，随着炮响，干贵就仰面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他还特别害怕红颜色，一见红颜色，他就赶紧捂着双眼；如果是看见鲜血，他就立马瘫软在地，脸色苍白，四肢抽搐，呼吸困难。有人说这叫血晕，也有人说叫恐红症，或者叫色过敏。

干银干贵同年同月同日生已属奇迹。到了18岁的时候，他们又同时被同一根绳子捆到了水北县城师管会。民国时候的师管会，就好像现在的武装部，管征集兵役，管筹办粮秣。当然，到了国民党快不行的时候，就征不来兵了，师管会的人只好带上绳子到乡里去抓，叫抓壮丁。

这是1947年7月间的事。师管会先抓住干银，然后到处找干贵。干贵的妈周三娥正在磨房里套磨，坐在面箱子头起的高凳子上，两只小脚蹬着“脚打罗”，咣当咣当咣当……师管会的人来到磨房问她，你娃儿上哪儿去啦？她说：“上山砍柴去了。”“天都晌午了还不回来？”“带3天干粮哩。”师管会的人看她一边回答，脚打罗却蹬得格外的响、格外的利落，而且节奏很凌乱，就起了疑心，伸头朝面箱子里望了望。这一望就望见了干贵，他弓着背趴在面箱子里，罗下的面撒了他一身，可惜太薄，盖不住他。

师管会就把干贵给捆了。周三娥扑上扑下地哭，说：“你们不能抓我的娃呀！我娃胆小哇！枪一响就把他吓死了哇……”

师管会的人一脚就把她踢了个坐墩子。

那时李病吾已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医生了，跟师管会的人和保长都认识，出来说情道：“你们抓他算闲抓！这娃儿是血晕症，见血就晕过去了，咋扛枪打仗哩？放了他吧。”师管会的人说：“李六先儿，你少管闲事。管他能打仗不能打仗，我们只管凑个数。”他们翻眼看了看站在一边看热闹的李二槐，接着说：“城南几个保，年轻人都抓完了，六十多岁的人都抓去顶数哩。”

李二槐那年64岁，他不信，就说：“胡球说哩！抓去当爷养啊？”谁知不到两个月，师管会真个来抓他来了（见《树怪人妖》）。

干银和干贵被师管会送到了68军。68军发给他们一身黄军装，一杆中正式步枪。他们刚学会压子弹、扣扳机，陈赓就把水北城包围了。

干银和干贵就趴在西城门外的壕沟里，打仗。干贵抱住枪浑身发抖。班长踢了他一脚。干银说：“老总，你别打他，他从小就害怕放炮。”班长说：“这是枪，又不是炮。”干银说：“枪不是比炮还响吗？”班长说：“把耳朵眼儿塞住！”说罢就从地上抠了一疙瘩泥巴，塞到干贵耳朵里，用大拇指顶住一拧，湿泥巴就拧进了耳朵眼儿里，憋得耳朵眼儿生疼。世界一下子就无声无息了。

干银又说：“班长，他还有血晕症。”

班长说：“啥鸡巴血晕症？”

干银说：“就是怕血，看见血就晕倒了。”

班长说：“这好办，一会儿你把眼睛闭上，八路冲锋的时候，人群密匝匝的，不用瞄准，你闭着眼只管放枪。”

后来八路军就开始冲锋了。枪声大作，像几万串鞭炮在一齐燃放。干贵虽然耳朵被泥巴焊实了，但听着枪声还是比鞭炮响得多。他双手抱着头，扎到地上，撅着屁股发抖。后来八路军的冲锋被打下去了，班长来给大家补充子弹，一看，干贵的子弹竟一颗也没打出去。班长大怒，解下武装带就朝干贵头上抽。并说要报告连长，按临阵脱逃罪给毙了。干银连忙求情，说：“班长，这是我兄弟，抓我们来的时候，家里就说他胆小，不能打仗，可是师管会非要抓他。请你高抬贵手，反正这一段阵地交给我兄弟俩了，我们保证不让八路从我们这里突破就是了。”班长就息了怒，说：“行，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了他。不过，这段儿阵地要是垮了，可别怪我不客气！”

八路军又开始进攻的时候，干银就光让干贵趴在地上压子弹，他自己光管往外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