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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行记（第1页）

莫斯科行记

学了一辈子俄语，讲了一辈子苏俄，却连莫斯科也没有去过，真是太遗憾了。

中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稳妥，生产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提高，这样就有不少人把国内生产的轻工业产品带到苏联去出售，赚取差价。他们多数不是职业的生意人，可以说什么人都有，如有好奇的年轻人，有在职的中学教师，有赋闲在家的妇女，有退休的记者，等等，因为他们听说只要带些轻工业产品如鞋子、夹克、打火机之类，旅费和一两个礼拜的生活费就有了。在此背景下，我有了一个机会，便怀着学习、见识和旅游的目的，随着人流涌向了莫斯科。

我带的一点东西，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在路途上就卖得差不多了。到莫斯科以后，在外教（当时学校聘有俄籍教师）、先我而去的本校教师和侨居当地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我很快定居下来。定居以后做什么事呢？我这个人习惯了过有计划的生活，这时就无法按计划了，有什么事做什么事。我总结了一下，我基本上做了四类事：一是游览莫斯科，参观名胜古迹；二是拜访朋友，见识民居民俗；三是给人当翻译；四是做小生意，卖从国内带去的小商品。

我在莫斯科经历的这一段生活和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我第一次目睹了世界上另一个大国的首都，其建筑规模、布局、风格等与我国迥然不同。我也见识了不少民居及别墅，对其结构、装饰、爱好等生活习惯有了感性的、进一步的认识。这让我对书本上关于苏俄的描写有了确切的认识和感受。其次，我亲身体验了当地人的性格，我会见了不少当地人，总的来说，他们的素质不错，几乎没有遇到过存心坑害或欺骗我的人。有的人虽居心叵测，但在识破后也就“和平分手”，各奔东西。只有孩子（多在大人唆使下）和半大青年才会当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对黄种人强讨硬要，为非作歹。而此期间周边如有俄罗斯人，会主动训斥他们，对外国人施以援手，帮助解围。总之，当时的莫斯科虽然政局不稳，民不聊生，但基本上还维持着法治社会的秩序。第三，通过和当地人士交际和给人当翻译，我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口语水平。此前，正式给人当翻译有点儿紧张，深怕译错或漏译，现在我知道，首先要聚精会神，排除一切杂念和干扰，听懂对方的意思，关键词应问清，因为只有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才能回话，作者在莫斯科

而其他事情都可以事先准备。最后，我也赚了一点钱，不过我原本就不是为了赚钱，能赚一点就不错了。

1991年，我最后一次去莫斯科，同行的有我的妻子、二女儿和外孙女，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坐的是软卧。在软卧车厢，相邻两个房间的门只要不扣上，是可以相通的。车到莫斯科以前，我们就把东西收拾好了，放在地上和床板上。我跟妻子说，我把箱子一趟一趟往站台上运，你坐在车厢里，关着门，看着东西，不要出去。车到站后，我和朋友就各提着箱子往站台上走，在离车厢门不远处，我看见两三个俄罗斯男人进到车厢，眼睛到处乱扫，不像好人。我心里嘀咕一下，不知妻子能否看住东西，想往回走，但过道挤满了人，回不去。我只好往前移动。出车厢以后，正好碰到一位来接客的熟人，便闲聊起来。正当我一边聊着，一边考虑箱子让谁看时，我忽然看见妻子站在窗前，向外张望着。我心里一惊，赶紧向她指了指房门，意思是看好东西。谁知就在这一刻，我的一个背包被人偷了。究竟是从过道房门还是从隔壁相通的房门偷走的，不得而知。无论从哪个门，跨一步即可拿到。我们这次去莫斯科的主要钱财都在这个背包里，有2850美元和一些较贵重的东西，如相机、收音机、望远镜之类，是准备旅游用的。也是我鬼迷了心窍，这个包平时都背在身上，这次下车前我竟把它取下来放在板床上。我分不清轻重，把箱子看得比背包还重要。我糊涂透顶，不知道把背包背在妻子身上。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吧，从此我考虑问题前都要先掂量掂量孰重孰轻。

过了几天，有苏联朋友传话来，说如果想要护照，可带多少卢布（好像是600卢布，记不清了）来取。我本想去取，但苏联朋友建议我不要去，免生意外，我便请她代我办理。

近3000美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的汇率是1比10，也就是近3万元人民币。有3万元人民币和没有3万元人民币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只好取消旅游，节衣缩食，以渡过难关。

1991年夏季的一天，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从外面回家的途中，到一个地下厕所（莫斯科的地下厕所不少）小解。这座地下厕所比较大，从我进去的那一端往里排列有七八个厕间，从这一端可以看见另一端呈直角排列着小便池，有四五个，延伸进去的看不见。此外，空间也较大。我顺着阶梯下到地面的时候，看见大便厕间和小便池处有人影晃动，但一晃就不见了。我就近进了一个厕间，小解后开门出来，被三个青年堵住了去路。一个青年的年龄大些，约二十岁；另两个青年的年龄较小，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我们都不说话，其中年龄较大的青年一把抓住我背包的背带，要夺走我的背包。我用俄语说：“强盗！”他们没有回答。我们拉扯到出口的台阶上，大男孩站在上面的台阶上，我站在下面的台阶上，他拉着我的背包带要夺过去，我拉着背包不肯放手，我两边各站着一个较小的男孩。大男孩见我一直不放手，便用脚蹬我。当他第三次用脚蹬我时，我的手触到系在腰间的钱包，这时我才想到不能让他们把钱包也抢了。于是，在大男孩第四次蹬我时，我放手让他夺走了。夺得背包后，他立即就往外跑，两个小男孩也跟着溜了，我则在后面追赶着，嘴里用俄语喊叫着：“抓强盗！”上到地面以后，男孩们翻过高高的铁栅栏，跑得不知去向。揣摩着追不上他们了，我便用俄语无可奈何地向路人诉苦说：“包里有文件，有护照……”有好心的当地人叫我去报案，带我到警察局去。我坐在警车上跟着他们例行公事地转了一大圈，当然一个坏蛋也没找着。

这次被抢虽然损失不大，背包里有护照、文件和8000卢布，但对我要在俄罗斯继续学习俄语的决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火车上被偷窃，对我来说虽然数字很大，但有个人粗心大意的因素。而这次厕所被抢，则完全是无法防范的。因此，我失去了安全感，既然连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那还谈什么其他？于是，我决定回国。

1992年的元旦，我们一家人是在回国的火车上度过的。

回郑州后不久，校工会副主席上门邀请我参加校工会所办的郑州大学离退休教授科技服务中心的工作，任翻译部主任。从此，我就一边参加社会工作，一边在家继续学习和研究俄语。在此期间，服务中心接到的外语方面的工作都是由我处理的，俄语方面的工作都是由我完成的，受到客户的好评。我还因家事去过深圳。办完家事，无事可做，便到深圳市政府开办的翻译中心报名参加翻译协会，成为会员后准备为深圳市外事工作做点儿贡献。隔不多久便接到深圳市翻译中心的电话，请我去深圳康佳公司总部，为他们和一个苏联商业代表团当翻译，约3个小时，酬金300元。下午我被送到康佳公司总部后，随即在一个小会议室参加谈判，原来是一个苏联的商业代表团向康佳公司订购电视机，总价值在百万人民币以上。康佳有两位译员，都很年轻，看来是新手，所以邀请我。双方谈了约两小时，圆满结束，对方事后还给我送了一些小礼品。这次商谈我只有一个俄语词不清楚，表现出一点犹豫，正想提问，我方负责人已猜出，并对我说Конка就是康佳。任务完成后，翻译中心付给我400元酬金。我想，这大概是他们对我工作满意的一种表示吧。不久，我回了郑州。后来，我女儿来电话告诉我，深圳市翻译中心还给我来过两次电话，都是请我当翻译。第一次，她自作主张给我回绝了，她认为我已退休，应好好休息，不要出去奔波了。第二次，她说我已回郑州了。真是帮倒忙！我是有了工作才高兴，没有工作才难受的人。事情已经过去，只好由它过去吧。

在郑州，我还接到过多起口译和笔译工作，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