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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公十八年（第1页）

鲁文公十八年

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惠伯令龟，卜楚丘占之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令龟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十八年春，齐懿公准备再度入侵鲁国，已经发布了出兵的日期，突然得了病。医生看过之后，以为他不到秋天就会死去。对鲁文公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为此而举行占卜，祝愿说：“希望他还不到那个时候就死吧！”

叔仲惠伯到太庙，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占卜的龟甲——占卜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举行相应的仪式，这是当时通行的做法，称为“令龟”或“命龟”。

卜楚丘占卜，得到三个信息：

其一，齐懿公不到秋天就会死，只不过并非因为生病。

其二，鲁文公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因为他比齐懿公死得更早。

其三，将鲁文公的愿望致告龟甲的人，也将有灾祸。

果然，二月二十三日，鲁文公去世了。

鲁文公之死，当然是医学上的死亡。但是，透过老左的笔触，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也是政治上的死亡。“民主偷，必死”，齐懿公因为语言苟且而被公子遂断言将死，鲁文公又何尝不苟且？长期以来，鲁国一直被齐国欺负。齐懿公几次三番入侵鲁国，不但蛮横无理，而且反复无常：刚刚会盟媾和，转身便又兴兵重来。对鲁国来说，齐懿公死了当然好，可是并不能改变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下一任齐侯还会继续欺负鲁国。长远之计，是要苦练内功，以自身的强大来争取长期的和平稳定。鲁文公如果目光远大，便不会因为齐懿公将死而高兴，更不会祈祷他早点死。鲁文公为了齐懿公的死而占卜，说穿了，就是苟且偷生的心理在作怪，是弱者的逻辑，得不到鬼神的赐福。叔仲惠伯为此而“令龟”，也将受到惩罚。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仆。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以扑职。职怒。曰：“人夺女妻而不怒，一女，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齐人立公子元。

齐懿公是怎么死的呢？

答案是蠢死的。

他还是公子的时候，与邴的父亲因为土地问题发生纠纷，没搞赢。即位之后，齐懿公想报仇，但是老家伙已经死了。没关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的尸体挖出来处以刖刑，不亦快哉！

掘墓刖尸的事，虽然做得很缺德，但还算不上很蠢。蠢的是，齐懿公挖了邴的祖坟之后，又命邴当了自己的车夫。另外，他还将阎职的老婆纳入宫中，又命阎职当了自己的随车保镖。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齐懿公将两个仇人放在如此贴身的位置，如果不是脑子进了水，就只能说是变态了。也许，他很享受那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快乐吧！

这一年五月，齐懿公在申池游玩。邴和阎职在池子里泡澡。邴突然用马鞭抽了阎职一下。阎职大怒。邴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我打你一下，用得着这么生气吗！”阎职反唇相讥：“比那种父亲被刖而不敢怨恨的人怎么样？”两人当场定计，就在申池谋杀了齐懿公，将尸体藏在竹林中。然后，两人回去，在各自的祖庙中祭祀，摆放好酒杯，大摇大摆地逃走了。

齐国人立公子元当了国君，是为齐惠公。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庄叔如齐，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

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

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行葬礼。

秋天，公子遂和叔孙得臣到齐国恭贺齐惠公即位，同时拜谢齐国派人来参加鲁文公的葬礼。

鲁文公有两位妃子。元妃（即夫人）姜氏，生公子恶和公子视；次妃敬嬴，生公子。敬嬴颇受鲁文公宠爱，而且和权倾一时的公子遂私下勾结。公子年长，敬嬴将他托付给公子遂。因为有这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等到鲁文公去世，公子遂便想立公子为君，遭到叔仲惠伯的反对。

毫无疑问，叔仲惠伯占优势：一来公子是庶子，本来就没有继承权；二来姜氏是齐国公主，有娘家撑腰。无论是讲道理还是讲权势，公子遂的赢面都很小。但是，公子遂不愧是外交高手，他想出了一条匪夷所思的妙计。

趁着访问齐国的机会，公子遂直接向齐惠公请求支持立公子为君。

啊，这不是与虎谋皮吗？齐惠公怎么会胳膊肘朝外拐，帮着外人来抢自己外甥的君位？

可齐惠公偏偏就答应了。

老左解释：齐惠公刚刚上台，想和鲁国亲近，所以应允了公子遂的要求。但这还是说得不明白。唐朝的孔颖达进一步分析：公子恶是齐国的外甥没错，可是他是鲁文公的嫡长子，继承君位是天经地义的事，与齐国的恩惠无关。公子就不一样了，他是鲁文公的庶子，齐国如果扶助他当上国君，乃是天大的人情。所以，齐惠公要卖一个天大的人情给公子，好进一步控制鲁国。

有了齐惠公的支持，公子遂便放手行动。这一年十月，他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为君，是为鲁宣公。《春秋》含含糊糊地记载：“子卒。”好像公子恶是自然死亡似的，这当然也是为尊者讳，不揭鲁宣公的面皮了。

从法理上讲，鲁文公既死，公子恶便已经是国君，只不过还没有举行即位仪式罢了。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假传君命，宣叔仲惠伯入宫。那时候，大概已经有风声传出来了。叔仲惠伯的家宰（家臣之长）公冉务人劝他不要去，说：“去了必死无疑。”叔仲惠伯说：“死于君命也是可以的。”公冉务人说：“如果真是君命，当然可以死；如果不是君命，为什么要听从呢？”

叔仲惠伯不听，于是入宫，果然惨遭杀害，尸体被埋在马粪中。公冉务人保护他的家人逃奔蔡国。后来，鲁国人又将他们召回来重建家业，是为叔仲氏。

最可怜的是鲁文公的夫人齐姜。两个儿子被杀之后，她只能回到齐国，当然是一去不复返，所以叫作“大归”。将要离开的时候，她哭泣着经过曲阜的街市，说：“天哪！襄仲无道，杀嫡立庶。”街市上的人无不掩面而泣。鲁国人因此而称她为哀姜。算起来，她已经是鲁国历史上第二位哀姜了。再回想鲁文公四年，当她出嫁的时候，鲁文公没有派卿去齐国迎亲，这种“非礼”的待遇，也许早就预示着她在鲁国不可能得到善终吧。

莒纪公生大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曰：“今日必达！”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阝贵、梼、大临、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鲁国杀嫡立庶，莒国也发生人伦悲剧。

莒纪公生了世子仆，又生了公子季佗。因为喜欢季佗，所以他废黜了世子仆。而且，莒纪公还在国内做了很多非礼的事。世子仆依靠国人杀死莒纪公，拿着他的宝玉逃到鲁国，献给鲁宣公。

鲁宣公一方面同情世子仆的遭遇，一方面也因为收了人家的重礼，下令赏赐给他城邑，而且事不宜迟：“今天一定要给！”季孙行父却下令司寇将世子仆驱逐出境，说：“今天一定要执行！”这就是公开对着干了。鲁宣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季孙行父便让太史克给鲁宣公上了一堂课——

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君主之礼，行父奉若圭臬，依靠它内外周旋，不敢丢弃。他说：“看到对他的国君有礼的，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侍奉他；看到对他的国君无礼的，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诛杀他。”先君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仪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的，人的品德是处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根据他的功劳而取食于民。”又制作《誓命》说：“废弃礼法叫作‘贼’，包庇贼人叫作‘藏’，偷人财物叫作‘盗’，盗取国家宝器叫作‘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受奸人盗取的宝器，都是极大的凶德。对此，国有常法，不能赦免，而且记载于《九刑》之中，不可遗忘。”

行父认真观察那位莒国来的世子仆，没有可取之处。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盗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盗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世子仆，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玉。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人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混乱，国人将失去准则。以上所述，都不能归为善事，全是凶德，所以要将他赶走。

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梼、大临、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作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不辱先辈的名声。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主管水土，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以至于内平外成，社会因此和睦安定。

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留隐匿，喜欢做那些凶德之事，以丑恶的事物为同类，愚昧奸诈之人，和他沆瀣一气，天下人称之为“浑敦”。少皞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不讲信义，不忠不敬，花言巧语，听信谗言，任用奸邪，造谣中伤，掩饰罪恶，诬陷有德之士，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不知道什么是好话；教育他吧，他冥顽不化；不教育他吧，他又奸诈作恶，蔑视美德，扰乱天道，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所以尧死之后，天下稳定，有如一家，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重用八恺八元，驱除四凶。所以《虞书》历数舜的功劳，“谨慎地发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能够服从五伦”，这是说不违教化。“处理各种事务，各种事务井然有序”，这是说没有荒废任何工作。“打开四门迎接宾客，从门里来的都恭敬肃穆”，这是说没有坏人。

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大概也可以免予处罚了吧！

季孙行父说这番大道理，刚刚即位的鲁宣公自然是无法反驳。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因为他的君位是公子遂用卑鄙的手段为他抢来的，以“三桓”为首的世家大族都没有将他放在眼里。也就是从他开始，鲁国公室的大权旁落便有了加速度，朝着无可逆转的方向发展了。

宋武氏之族导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寇，以靖国人。

宋国的局势依然动荡。宋武公的后人领着宋昭公的儿子，打算拥护宋文公的胞弟、司城公子须作乱。十二月，宋文公杀死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命宋戴公、宋庄公、宋桓公的后人在司马华耦（字子伯）的客馆里攻打宋武公的后人，于是将宋武公、宋穆公的后人驱逐出去。其后，命公孙师为司城。司寇公子朝去世后，命乐吕为司寇，以安抚国人。说起来都是亲戚，打起来都是仇家，这也算是春秋乱世的特色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