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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甚至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

  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一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

  陈独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后，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的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孙中山对红色政权后来怎样在中国产生、展和遍及整个大地，无从知道。他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共同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的越飞也无从知道了。他与孙中山达成联合宣言后便赴日本，回国后受托洛茨基问题的牵连，1927年11月16日自杀身亡。

  孙中山临终前共留下三份遗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自杀前的越飞，却来不及留下片言只语。

  《孙文越飞宣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今天还放在那里，但实践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红色政权1949年1o月1日在北京成立。当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过去，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时，欢愉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该怎样理解那些激流动荡的年代呢？

  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他也没有“亦必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肖像。甚至在马、恩、列、斯的肖像不出现以后，他的肖像仍然一如既往。孙中山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亲手设计的中山装，后来成为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长期标准着装。

  在其《政治遗嘱》中，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o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o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他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是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会同样感到欣慰吗？

  二、钢铁斯大林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o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1o岁。

  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19o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

  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

  列宁把这个称呼当做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费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的”作为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施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

  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o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6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

  1926年11月3o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