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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的揣度，那是他暮年的黯然：早岁的渴念经已褪色，年华、机会，俱皆失尽，远游欧洲之于木心，隆重而神圣，犹如声誉，迟迟到来，滋味已变，如他诗中所写：“庞贝城钥匙交给我，庞贝已是废墟。”

  日后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他毕生唯一的体面的画展，开幕式他也不肯出席。

  而少爷出门，便须体面。他要自己如昔年的绅士般去到欧洲，如他少年时在无数译著中读到的那样。刘丹与休莫斯的盛情，足够体面，现在想来，也只一九九四年那回，木心被说动，悄悄备齐他力所能及的行头——正装、便装、礼帽、便帽，还亲手修改了一件浅白色细麻布背心——果真启程了。

  刘丹（左）、木心、亚历山大·梦露（右）

  当然，有我陪着。老去的少爷哪有单独出行的呢，何况我随时举着录像机。

  我说你管自走动，别看我，拍下来，以后可以剪辑。平日他绝少让人拍摄他，这回他都依从，孩子般羞笑着，跃跃欲试。所幸他那回的好兴致，日后除了由纽约两位电影人于二〇一〇年为他拍摄的纪录片，他唯一的日常影像，便是这份，那年他六十七岁，形貌举止，成熟而壮健。

  真的，木心全程扮演了自己的英国行，举止带着所有人自知被录像的轻微紧张，渐渐展开他暗自修炼一辈子的潇洒。如今回看影像，他果真有风度，亦且老了，如木心这样的家伙老了，便是风度啊。

  然而如我所料，他对英国严重失望了：二战后的欧6，世纪末的列强，岂能核对木心早岁在译作中下载的十九世纪想象——虽然他只到了英国——自莎士比亚到王尔德，他的烙印般的英国记忆（包括五十年代饰演哈姆雷特而风靡他那代中国人的英国名演员劳伦斯·奥利佛），休想印证一九九四年的英国。

  “平民化了，平民化了。”他喃喃说道。

  有时他甚至生气，当眼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名人墓碑全都嵌在大理石地面上，任由游客的无数鞋与脚走动踩踏，木心脸色青。“岂有此理！”他惶急地对我说，“怎么可以这样！”

  他赞美休莫斯都铎庄园的角角落落，以为处处都是“对的”，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富有的休莫斯老是穿着牛仔裤和衬衫。

  他以欧洲各国为题的诗作，怕有逾百吧，我未能详察英国行之后，他下的欧洲是否出现微妙的变化。

  世纪初，我曾将木心的全套著作推荐给德国人顾彬，一位翻译了许多中国当代诗作的汉学家。翌年又见到他，我没问他读了没有（那是我对木心做过的唯一的后悔之事），倒是他问了一句：

  “你的那位木心，去过丹麦？”

  我不记得是否说了实话，我仅知道，如我一辈的二十几位中国作家与诗人的作品，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了各种语言的译本，常会受邀出访，甚或久居英国或法国。今天，欧美中国文学的阅读者仍然没人知道谁是木心，当那次顾彬先生问起，木心已年近八十，如今则辞世六年了。

  他辞世六年了。去岁春夏，BBc的英国人两度来到乌镇，为大型文献纪录片《文明》的中国山水画部分，选择木心的转印画允作话头。今年，大英图书馆的英国人又是几度来乌镇审察，十月，带着拜伦、兰姆、王尔德、伍尔夫夫人的手稿，进入木心美术馆。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

  我又想起木心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那副惶急相，准确地说，是从我自己录下的影像中看见他在伦敦街头昂然行走。街风吹起他的白。这乌镇的孩子。

  实话说，我已不记得英国之行的详细。倒有两件事，想来如在昨日。

  一是即将离英的前一天，木心取了私钱，要我陪他去庄园附近的小镇老店购物。每有稍稍奢侈的用度，他总会格外沉静，那天他乖极了，倒像我是他的家长，领他买糖。到得店铺，稍稍看过，他选了白金戒指、衬衫袖扣，还有别的两件什么，一声不响付了钱。

  我想起我的母亲，她也是浙人，也抱着不与人说的奢念和俭省，心里存着很少几件自以为值钱的物事（也许十数年，也许半辈子），终于决定了，并不犹豫、讲价，静静买下，藏起来。而由民国过来的苏浙籍上海人，从来是认英国货的。

  此后木心常戴那枚戒指，但从未见他扣上那对袖扣。莫非他念着哪天自己展览的开幕式，可以戴上？

  二〇一一年底，他快死了，谵妄着，这么说道：“以后你出去讲演……戴上袖扣……把手举起来，让人看见，就说……我送你的。”整理遗物时，我忘了那段话，却在一个小盒子里看见那对袖扣，也像我母亲的习惯，贵重的小件，裹着手帕。

  另一片刻是入住休莫斯庄园的翌日——啊，远游的最美的时光总在抵达之初——阴，晨起，出庄园，我们缓缓走向林边的田野。空气湿润，四外是初夏的青绿，间或，隔着树丛，远远传来清亮的马鸣。木心停了步子，转向我，掏出烟来：

  “呀！长远不听见马叫了……”他满脸感动的样子，伫足聆听，忽而一激灵：“欧阳修这你读过吗，我小时候欢喜，倒还记得。”

  于是他转睛看定林野的某处，带着启始背诵时默想句子的近乎痴呆的专注，几分羞涩，而终于决然背诵，一句不断地，念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