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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一切都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使这场反抗与屈服具有了不一样的含义。《代人受过》和《天下风雷》两文属于架空类型，但作者的金庸式笔法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私人解读。两文的时代背景从北洋军阀割据时代绵延至民国抗战年代，其中的人物除了“龙城杨家”其他基本都是典出有型，他们是一群十年内就可能执掌一方大权、手握重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北洋军阀世家子弟，他们被称为“少帅”，被称为“民国八公子”。这烙刻在他们骨血上的标记，使家与国、忠与孝、责任与桎梏微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小说的立意特殊之处。

中国向来是民族国家，立国的根本从来不是什么信仰与主义，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联系。因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家与国向来是一体的，在三纲五常的伦理下，父子之情与君臣之义一脉相承，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如小说中顾无疾常说的“自古求忠臣必出孝子之家”，古代帝王以“孝”治天下，其实就是以治家的方式治国，以君父对子民。《代人受过》中何文厚（蒋介石原型）治国即如《天下风雷》中杨大帅治家。“家国天下”，正是这两部小说的立足点。

这种家国天下的伦理下，君父对子民的要求最主要就是二点：一是忠贞，二是责任。关于忠孝，中国的文化有时候是矛盾的，既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又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总体来说，儒家的伦理文化仍然是一种要求忠贞、憎恶背叛的思想。平常时候，也许可以考虑“良禽择木”，然而一旦面临家国危机之时，忠贞总是获得最高礼赞，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而在传统文化中受到高度推崇的“正气”亦与伦常紧密相关，文天祥《正气歌》里说道“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三纲常系命，道义为之根”。关于责任，中国的国家概念是父权文化的体现，家国的君父对子民具有无上地位，而子民对家国更多的是强调义务而非权利，强调承担责任而非个人情感（当然也会因为教育之故使责任上升为情感），这种责任同样特别表现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小说中的几位年轻主人公就是生在这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时代，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家国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刻去逃避。即使家族和国家留给他们的都是苦难的回忆，家族里的夏楚加身、家法凌辱，国家里哀鸿遍野、焦土硝烟的现实，都是令人窒息的，人如同在苦海里挣扎不到岸。

但是，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黄皮肤黑眼睛的血脉桎梏，以及因之而来的沉重责任。于是在家族危亡、外侮压境的时刻，他们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所以杨小七甘受家法折磨回来解龙城之危，杨汉辰一肩担起家族与龙城的责任，胡子卿（原型张学良）也回到东北军的帐下，他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来扮演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是，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黄皮肤黑眼睛的血脉桎梏，以及因之而来的沉重责任。于是在家族危亡、外侮压境的时刻，他们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所以杨小七甘受家法折磨回来解龙城之危，杨汉辰一肩担起家族与龙城的责任，胡子卿（原型张学良）也回到东北军的帐下，他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来扮演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因为戏份重，责任大，所以一切对他们的苛责过甚、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家法锤炼就都有了几分附丽的依据。除非有一天，四海升平，海清河晏，人人过上平静的日子，再没有生死存亡的争斗，那时候怕就没了这么多血泪，也就没了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责任。但是在此刻，身为长子的责任，家国的期望，从小接受的教育，终于限制了一代贵族子弟内心深处付出一切也想要去追寻的梦想。

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作为家族长子、国家顶梁柱，注定都是要去唱压轴的“角儿”，要是唱砸了，那就倒台了。用胡子卿的话说，他们注定“被人生生扯了桅杆做成了大船上的帆，被无端的挂到高高的桅杆上，若生来是块儿寻常的布，给人做衣裳，绷不住劲儿，顶多漏个窟窿不好看，补补也无大碍；若是做了船上的风帆，绷不住劲儿扯了，就是船毁人亡的大事。再若赶上个大风大浪的光景，怕是全船人的性命和整条船都要毁在这帆上。”

因为戏份重，责任大，所以一切对他们的苛责过甚、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家法锤炼就都有了几分附丽的依据。除非有一天，四海升平，海清河晏，人人过上平静的日子，再没有生死存亡的争斗，那时候怕就没了这么多血泪，也就没了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责任。但是在此刻，身为长子的责任，家国的期望，从小接受的教育，终于限制了一代贵族子弟内心深处付出一切也想要去追寻的梦想。

他们并非没有接触过新鲜的理论，杨小七曾经留学美国，胡子卿从小混迹于基督教会，杨汉辰偷偷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而杨汉威更是看过各种“赤色”资料，但正如杨小七所言：他们仿佛站在一扇门中，放眼外面的世界，明明知道美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也知道该如何去做，但脚步却始终无法迈出那道门槛。身份和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两种思想的夹缝中无望挣扎，成为一代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