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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论直观知识（第1页）

存在一种普遍印象，即认为我们所相信的一切事物，都应该是能够被证明的，或者至少能表明被证明的可能性很高。许多人觉得，无法给出理由的信念乃是不合理的信念。这种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共同信念，都是从别的信念中推演出来的，或者能够从别的信念中推演出来，而这就可以被视为信念的理由。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理由会被遗忘，甚至我们脑海中从未有意识地想到过它们。例如，我们很少有人会问自己：有什么理由能假定我们正吃的食物不会变成毒药？然而，如果有人如此质问，我们觉得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理由，哪怕当时没有现成的理由。我们的这种信念通常能被证明是合理的。

但是，让我们试想有一位固执的苏格拉底，不管我们给他什么理由，他都继续要求用另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个理由。他这样寻根究底，也许不用过多久，我们最终会被逼到这样一个境地：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更进一步的理由了，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在理论层面甚至也找不到任何进一步的理由。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信念为起点，我们可以从一个点退回到另一个点，直到得出某个普遍原则，或者得到普遍原则的某个实例，这个原则似乎光鲜自明，而它本身却不能从任何更为自明的东西中推导出来。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上，例如食物是否真的有营养而且无毒，我们都要回到第六章中讨论过的归纳法原则。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继续倒退一步的余地了。该原则本身不断地被用于我们的推理中，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但是没有任何推理能从更简单的自明原则出发，如此便引导我们以归纳法原则作为其结论。对其他逻辑原则也是如此。逻辑原则的真理对我们而言是自明的，我们用它们来构建证明；但是它们自身或至少其中有一些是无法被证明的。

然而，自明性并不囿于那些不能被证明的普遍原则。当我们承认了一定数量的逻辑原则之后，就可以从这些原则推演出其余的原则；而推演出来的命题往往和那些未经证明的假定命题一样的自明。此外，一切算术命题都可以从逻辑的普遍原理推演出来，像“2+2=4”这样的简单算术命题，也像逻辑原理那样是自明的。

似乎还存在一些自明的伦理原则，例如“我们应该追求美好的事物”，尽管它们有更多争议。

应注意的是，就普遍原则的一切情况而言，处理常见事物的特殊事例比普遍原则更为明显。例如，矛盾律指出，任何事物都不能既具有某种性质又不具有这种性质。只要理解这一规律，就会发现这是显然的，但当说我们所看到的一朵玫瑰不可能既红又不红，这时候就没那么显然了。（当然，玫瑰花有可能部分是红的，部分不是红的，或者玫瑰花可能是粉红色的，我们几乎不知道是否应该称为红色。但在前一种情形下，玫瑰花作为一个整体显然不是整个都红，而在后一种情形下，只要我们对“红”给一个精确的定义，答案在理论上也可以是确定的。）我们通常通过一些特殊事例才能看到普遍原则。只有那些善于处理抽象概念的人，才能不借助事例帮助便轻易地掌握普遍原则。

除了普遍原则之外，另一类自明的真理是直接由感觉得来的真理。我们称这样的真理为“知觉的真理”，而把表达这类真理的判断称为“知觉的判断”。但在这里，需要相当多的谨慎方可得到自明真理的确切性质。实际的感觉资料既非真确的也非虚假的。比如说，我所看到的一块特定的颜色，的确就这样简明地存在着的：它不是一个真确的或虚假的事物。的确存在这样一个斑块，的确它有一定的形状和亮度，的确它被其他某些颜色环绕着。但是，就像感觉世界中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一块颜色的自身不同于那些或真或假的事物，故此，我们若说它是真确的，并不恰当。这样一来，无论从我们的感官中得到何种自明真理，它们都必然与从感官得来的感觉材料不同。

自明的知觉真理似乎有两种，尽管分析到最后这两种真理可能会合而为一。第一种只是单纯地断言感觉材料的存在而不作任何分析。我们看到一块红色，就会判断“这里有如此这般的一块红色”，或者更严格地说“这里有它”。这是直观的知觉判断的一种类型。当感觉的客体很复杂时，我们对它进行某种程度的分析时，就产生了直观的知觉判断的另一种类型。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块圆形的红色，可能会论断说“那块红色是圆形的”。这也是一种知觉判断，但它的性质与前述那个知觉判断的性质有所不同。在现在的判断中，我们单一的感觉材料既有颜色又有形状：颜色是红色的，形状是圆形的。我们的判断就把材料分为颜色和形状，然后凭借“红色是圆形的”这一陈述把它们重新组合。这种判断的另一个例子是“这个在那个的右边”，在这里，“这个”和“那个”是同时被看到。在这种判断中，感觉材料包含着彼此相关的成分，而我们的判断就断言了这些成分具有这种关系。

第二种直觉的判断是记忆（memory）判断，它与感觉判断类似，但又与感觉判断完全不同。由于人们对一个客体的记忆往往伴随着对客体的映像，但映像并不是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记忆的性质带些混乱的危险，只要注意到，映像属于现在而记忆属于已知的过去，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此外，我们当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映像与记忆中的客体进行比较，因此我们通常在一定范围内知道映像有多大程度的准确度。但是，如果客体不是与映像彼此独立，如果客体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先于心灵，我们就不可能做这样的比较。因此，构成记忆本质的并不是现在的映像，而是有一个被认为属于过去的客体呈现在心灵中。记忆的事实如果不是就这种意义而言，我们就根本不会知道曾经有过一个过去，我们就对“过去”这个词所能理解的，并不会比一个天生盲人对“光”这个词所了解得多。因此，必定存在着直观的记忆判断，而我们关于过去的所有知识在根本上都依赖于这些判断。

然而，关于记忆的这一问题也带来一个难题，因为它很容易出错，人们对一般直观判断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这个难题解决起来可不轻松。但我们首先尽可能地缩小它的范围。一般说来，经验越鲜明、时间越接近，记忆的可信度也就越大。如果隔壁房子在半分钟前被雷电击中，我对所见所闻的记忆将会非常可靠，以至于怀疑是否有过雷电，会是荒唐可笑的。这同样适用于不鲜明的经验，只要它们是最近发生的：我敢肯定我半分钟之前也坐在现在这把椅子上。回顾这一天，我发现有些事情十分确定，有些事情我差不多可以确定，也有些事情我可以通过一番思索和回忆周遭情形来确定，而还有些事情我就根本不确定了。我很肯定今天早上吃过早餐，但如果我像哲学家那样毫不在乎早餐，我就会怀疑是否吃过早餐了。至于吃早餐时的谈话内容，有些我可以很容易地回忆起，有些则要费一番思索，有些就不确定，还有些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因此，我所记忆的内容，其自明的程度有个连续的等级差序，我记忆的可信度和这个等级差序是相应的。

因此，对记忆错误这个难题的第一个回答是，记忆在自明性上有一个等级差序，而这种自明的等级差序和记忆的可信度是相对应的，我们的记忆对新近发生的事和鲜明生动的事，可信度达到完全自明的限度。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似乎会非常坚信某种完全错误的记忆。在这些情况下，大概真正记忆的东西就其直接呈现在人们心灵里的意义而言，很可能并不是那个被错误记忆的东西，尽管它通常和被错误记忆的东西有关。据说乔治四世经常说自己在滑铁卢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连他自己都这样相信了[1]。在这种情况下，他所直接记忆的只是自己的重复断言。而他对自己所断言事物的信念（如果有），并非来自记忆中的真实事件，而是来自他所能记起的那些断言。错误记忆的情况大概都会因这种方法而产生，这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可以看出，错误记忆根本就不是记忆的真实事例。

记忆的实例让我们厘清了有关自证性的一个要点，那就是，自明性是有等级差序的：不是一种性质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而是一种性质存在多少，其程度可以从等级上的绝对肯定到几乎察觉不到的微乎其微。知觉的真理和某些逻辑原则，都具有极高程度的自明性；直接记忆的真理，几乎有着同样高的自明程度。归纳法原则的自明性不如其他一些逻辑原则，比如，比起“从真确的前提推导出的结论必然为真确的”。记忆所隔的时间越遥远、越模糊，它们的自明性也会相应越低；逻辑真理和数学的真理越来越复杂，（大概地说）它们的自明性也会越来越低。对内在的伦理价值或美学价值所做的判断，也倾向于有些自证性，但程度并不高。

在认识论中，自明性的程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命题并不真确但可以（似乎有可能的）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明性，那就没有必要摈弃自明性与真理之间的一切联系，而仅能说，在出现矛盾的地方，应保留自明性更强一些的命题，而摈弃自明性不够的命题。

然而，知觉判断和记忆判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似乎极有可能结合在上述所解释的“自明性”之中；其中一个概念对应于最高程度的自明性，其实它也是真理一贯正确的可靠保证；而另一个概念则对应于所有其他程度的自明性，并不能给出准确可靠的保证，而只是一种程度或大或小的假定。然而这只是一种提议，现在我们还不能对其有进一步的阐述。待解决了真理的性质问题之后，我们将再回到自明性问题上来，自明性关乎知识与错误的区别问题。

[1]乔治四世是乔治三世的儿子，他于1820年继位，滑铁卢战役发生于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指挥者是惠灵顿公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