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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2页）

“我真想不到怎会有人想伤害你。”他说。

“这种事常常发生。”

也许他终究还是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女人应该很容易招惹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否则一般人是不敢约她的。多数男人看到她都会畏缩自卑。

“能跟你一起坐在这里真好。”他说。

“能跟你一起坐在这里才好呢。”她反驳道，一面轻轻抚摸他的手。他们各点一杯红酒后便聊开了，有太多话要说，他甚至没注意到口袋里的手机在振动，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这也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漏接了布隆维斯特的电话。

不久之后，她牵起他的手带他走入夜色中。他没有问要上哪儿去，反正已打定主意要随她到任何地方。他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遭遇，当她偶尔回眸一笑时，每块铺路石、每个气息都仿佛在向他保证：有一件难以抗拒的美好事情发生了。你活了一辈子，为的就是享受一次这样的散步，他暗想着，对于四周的寒冷与市景几乎无感。

他深深陶醉于她的陪伴以及期待后续的发展，但或许——他不敢肯定——这当中也有一丝疑虑。起初他挥走这些念头，知道自己习惯对任何形式的快乐抱持怀疑。但仍忍不住自问：真会有这么好的事吗？

他换一个角度细细端详了一下琳达，发觉她也有不那么迷人的地方。当他们走过卡塔莉娜大电梯[50]，他甚至觉得在她眼中看见近似无情的眼神。他忧虑地俯视波浪起伏的海水，问道：“我们要上哪去？”

“我有个朋友在默坦·特罗齐巷有一间小公寓，”她说，“有时候会借我用。我们可以再到那里去喝一杯。”他听了露出微笑，好像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这么棒的主意。

其实他愈来愈感到困惑。片刻之前还是他在照顾她，现在却变成她采取主动。他很快瞄一眼手机，知道布隆维斯特打过两次电话来，觉得一定要马上回电。无论如何，他不能放弃杂志社。

“我也很想，”他说，“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我现在还在写一篇报道。”

“不行，安德雷。”她的口气异常强硬，“你不能打电话给任何人。今晚只属于你和我。”

他们来到亚恩广场。尽管风雪大作，四下还是有不少人走动，琳达直盯着地面，似乎不想引人注目。他往右看向东长街与埃弗特·陶布[51]的雕像。这位吟唱者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右手拿着一张乐谱，戴着墨镜的双眼仰望天空。是否应该提议隔天再约她见面呢？

“也许……”他开口道。

但没能再说下去，因为她将他拉过去吻了他，那力道之猛掏空了他的心思。随后她重新加快脚步往前走。她拉着他的手左转上西长街，然后马上进入一条黑暗巷弄。有人跟在他们后面吗？不，没有，他能听到的脚步声与说话声都是从较远处传来。现在只有他和琳达，对吧？他们经过一扇掩着黑色窗板的红框窗户，来到一道灰色门前，琳达费了一番工夫才打开。她手中的钥匙抖个不停，他看了有些纳闷，难道她还在担心前夫和他的打手？

他们爬上阴暗石阶，脚步声发出回音，并隐约闻到类似腐败发臭的味道。经过四楼后，他在一级阶梯上看见一张扑克牌，是黑桃皇后，他心下不喜，却不明白为什么，八成是某种荒谬的迷信吧。他试着将它抛到脑后，只想着这是多么美好的邂逅。琳达大口喘着气，右手握得紧紧的。巷子里响起一个男人的笑声。肯定不是在笑他吧？他整个人心浮气躁。可是他们就这么不断爬呀爬，好像永无尽头。这栋屋子真有这么高吗？没有，他们已经到了。她朋友住在顶楼公寓。

门牌上的姓名是奥罗夫，琳达再次拿出那一大串钥匙。这次她的手不抖了。

布隆维斯特此时坐在索尔纳市普罗思路上的一栋公寓里，屋内摆设着旧式家具，屋外紧邻一大片墓地。果然不出潘格兰所料，玛格丽塔·达格连一口就答应见他，尽管在电话上听起来有些癫狂，本人却是个气质优雅的六旬妇人。她穿了一件淡黄褐色套头毛衣，黑色长裤烫得笔挺。也许是特地作了打扮。她穿着高跟鞋，若非眼神透着浮躁，他会以为她是个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的女人。

“你想问卡米拉的事。”她说。

“特别是她近年来的生活——如果你知道的话。”他说。

“我还记得她刚来的时候，”她好像没听到他的话，“我先生薛勒认为这样既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能为我们的小家庭添点人气。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可怜的莫娃。当时她十四岁，很孤单，我们以为收养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对她应该有好处。”

“你知道莎兰德家的事吗？”

“不知道所有细节，只知道是冲击很大的可怕悲剧，母亲有病，父亲又被严重烧伤。我们深感同情，本以为会看到一个身心俱疲、需要大量关照与爱的女孩，可是你知道来了什么样的人吗？”

“请说。”

“那是我们这辈子所见过最最可爱的女孩，不只漂亮而已，天哪，你真该听听她说话，那么聪明而又成熟，听她叙述她那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姐姐如何恐吓家人，让人心都碎了。没错，我现在当然知道那些话有多么背离事实，但当时怎么可能怀疑她呢？她的眼神坚定炯炯发亮，当我们说：‘可怜的孩子，太可怕了。’她回答说：‘是很辛苦，但我还是爱姐姐的，她只是生病了，现在正在接受治疗。’这话听起来多成熟、多为人着想，有一段时间感觉上几乎像是她在照顾我们。我们全家都开朗起来，就好像生活中出现了魔法，把一切变得更好更美，我们都很快活，尤其是莫娃更加快活。她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在学校里的人缘也很快就变好了。那个时候，我愿意为卡米拉做任何事。至于我丈夫薛勒，该怎么说呢？他整个人焕然一新，随时都面带微笑或开怀大笑，我们也重新享受起鱼水之欢，请原谅我说得直接。也许早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担心了，我却觉得家里的一切终于步上正轨，有好一阵子我们都很快乐，就像每个遇见卡米拉的人，一开始也都很快乐。然而……和她相处一段时间后，你就再也不想活了。”

“有那么糟吗？”

“太可怕了。”

“发生了什么事？”

“毒害开始在我们之间蔓延。卡米拉慢慢地掌控了我们全家。现在回头去想，很难准确说出欢乐何时结束、噩梦何时开始，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发生，直到有一天醒来才发觉我们的信任、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这一切都毁了。莫娃的自信瞬间跌到谷底，她夜里睡不着，整晚哭着说自己又丑又讨人厌，活着也没用。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她账户里的钱被提领一空。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我相信卡米拉敲诈过她。敲诈对她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她会搜集有碍别人声誉的资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她在写日记，谁知原来是在记录她所搜集到关于身边众人的丑事。而薛勒……那个混账东西……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睡不好觉，需要一个人睡到地下室的客房，我相信他了，没想到那只是他想和卡米拉在一起的借口。从十六岁起，卡米拉就会在晚上偷偷溜到那里，和他发生变态的性关系。我会说变态是因为当我问薛勒胸口的刀伤是怎么来的，这才得知了原因。当然了，当下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搪塞，勉强压制我的疑心。不过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到最后薛勒坦白说了：卡米拉把他绑起来，用刀割他。他说她乐在其中。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这是真的，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我是希望她确实觉得享受，而不只是想要折磨他，想要毁灭他。”

“卡米拉也勒索了他？”

“是啊，但我不清楚事情的全貌。他被卡米拉羞辱到即使失去了一切，仍不愿意告诉我真相。薛勒是我们一家的支柱，每当开车外出迷了路、家里淹水或有人生病，他都能保持冷静理性。‘不会有事的。’他总会用他迷人的声音这么说——我到现在都还会幻想着那个声音。可是和卡米拉生活了几年后，他竟成了废人，几乎连过马路都不敢，还要东张西望上百次以确保安全。他也丧失了所有工作的动力，一天到晚垂头丧气地呆坐。一位和他很亲近的同事马茨·海德隆偷偷打电话来，跟我说公司正在着手调查薛勒是不是一直在出卖公司机密。简直满口胡言，我这辈子没见过比薛勒更老实的人了，再说他要是卖了什么，那钱到哪儿去了？我们家从来没这么穷过，他的账户几乎空空如也，我们的联名账户也一样。”

“恕我冒昧请问，他是怎么死的？”

“上吊自杀，一句解释也没有。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他从客房的天花板垂挂下来，没错，就是卡米拉和他一起作乐的那个房间。当时我是个薪资丰厚的财务总监，而且很可能前景大好。但在那之后，我和莫娃的世界崩塌了。这我就不多说了。你想知道卡米拉后来怎么样。其实悲剧并没有结束，莫娃开始用刀自戕，也几乎不吃东西。有一天她问我是否觉得她是个废物。‘我的老天啊，亲爱的，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这么回答。然后她告诉我是卡米拉说的，卡米拉说凡是看过莫娃的人都很讨厌她。我寻求了所有可能的协助管道：心理专家、医生、聪明的朋友、百忧解。但毫无成效。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当瑞典所有人正为了在欧洲歌唱大赛中取得可笑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莫娃却从渡轮跳下海去，我的生命也跟着结束——我就是这种感觉。我从此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为了忧郁症我住院治疗了好久。但忽然间……我也不知道……总之麻痹和悲伤转变成了愤怒，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了解，我的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着了什么魔？于是我开始查问卡米拉的事，不是因为还想再见到她，我是绝不会再见她了。但我想了解她，就如同受害者的母亲想去了解凶手一样。”

“你发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