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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该怎么分配田地，抑制兼并，如何在保证赋税的同时又能保证让百姓依靠田地活下去，就成了历朝历代最为头疼的问题。

  可是大宋呢？

  大宋基本上不管这个。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农田》：“上书者言赋役末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简单点儿来说，就是宋仁宗当时想要搞一搞田制，但是负责这件事情的大小官老爷们都觉得这么搞大麻烦了，再加上搞田制这种事儿属于“非儒臣待遇”，所以这事儿就黄了。

  然后大宋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反正没有地种的百姓就自己想办法，要么去佃租士绅的田地，要么放弃种地，成为小手工业者，或者进城打工。

  玩得似乎很先进，然而在当时的总体环境下，这种玩法基本上属于脑残——

  所谓的扑买制，基本上也就是包税制，理论上来说确实解决了赋税的问题，但是这种让士绅轮流坐庄包税的玩法也只能保证朝廷能收得上来赋税，却没办法保证让百姓也能活下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活不下去就造反，对于大宋的百姓来说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造反，就有可能活不下去，造反了，倒有可能受招安做官，这种几乎只有一个选项的送分单选题，任何人用脚后跟去做，都很难做错。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宋一朝三百年，三百年里平均一年两起造反，除了方腊之外，剩下的几乎都是杀官造反受招安的结局。

  所以赵桓一直就想不明白，大宋的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宋的这些官老爷们，乃至于大宋的皇帝们又都是怎么想的？

  看看历朝历代，除了大宋之外，剩下的朝代里面，只要是百姓造反，基本上就是江山动荡的结局，只有大宋，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包括百姓在内，都在按照杀官-造反-招安-做官-秋后算账的流程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让赵桓劝课什么农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用得着赵桓去劝？连地都没有的百姓用得着赵桓去劝？

  想想都扯的赵桓蛋疼。

  “劝课农桑自然是要劝课农桑的，不过，朕今年不打算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什么亲自躬耕之类的事情，朕也不打算做。毕竟，说的再好，也不如实实在在拿到手里的东西更让人放心。”

  见朝堂众臣都是一脸懵逼的模样，赵桓直接就扔出来一颗大雷：“朕打算由内帑出钱，负责今年百姓春耕的种子，以后也不用还。”

  “官家三思！”

  李纲觉得自己最近说这四个字的次数有点儿多，但是却又不得不说：“官家一片爱民之心，臣等自然知晓，若是天下万民得知此事，也必然感念万分。

  可是，天下百姓何止千万，所需要种粮又何止万石？只怕国库都难以支撑，而官家先战汴京，后征太原，只怕内帑早已空虚……”

  “李卿不必再劝，朕意已决。”

  之前赵吉翔留下的那一千多万钱还剩下不少，现在赵吉翔又从毫州跑了回来，手里带着的金银珠宝自然不在少数，赵桓一点儿都不心疼。

  “此事由门下省草拟诏书，朕用印以后明天下，由皇城司派人宣读，务必使百姓知朕劝课农桑之意。

  倒是恩科的事儿，诸卿回头还是要好好议一议，拿出个章程来给朕，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加开一次恩科。不过，朕倒是想起来一件事。”

  赵桓半眯着眼睛道：“我大宋自太祖皇帝立国至今，也有百六十余年，虽历经不少风雨，但也能称得上是国泰民安。”

  朝堂上的一众大佬们互相对视了一眼，现彼此都有些懵。

  大宋立国自今有一百六十六年，虽然一直在跟辽国打，好不容易熬死了辽国之后又开始跟金人死磕，可是在不考虑那平均一年两次的农民起义的情况下，大宋确实像赵桓说的那样儿，国泰民安。

  可是，这种话由当朝大臣的嘴里说出来倒也正常，从当今官家嘴里说出来可就有些自吹自擂的意思了，怎么听怎么别扭。

  赵桓打量了群臣一眼，将群臣的表情都尽收眼底之后，又接着说道：“所以啊，朕就想知道，我大宋到底有丁口多少？有田多少？上田几何？中田几何？下田几何？”

  图穷匕现！

  朝堂上的一众大佬们顿时也回过神来了，李纲和李若冰等人对视了一眼，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说一千道一万，当今官家这是打算学仁宗皇帝，对田制下手！

  早知道这样儿，还不如同意官家带兵去砸姓完的场子呢——

  田制有那么好下手？大宋有多少皇帝都栽到这上面了，官家怎么就敢保证他不会栽？

  第四十章赵桓：朕也给你们找找乐子

  栽跟头？

  栽跟头是不可能栽跟头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栽跟头。

  大宋的奇葩之处很多，几乎每一任的皇帝登基之后都会想着改革，然后搞个几年十几年之后就会变得很佛系，任由保守派和改革派去折腾，坐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

  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几乎每一任皇帝都是改革派，而几乎每一任太后都是保守派这么奇葩的现象之外，最关键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军权。